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王扶之，这位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少将，原名叫王硕。1923年，他出生在陕西子洲县的一个穷苦农家，5岁那年母亲就因病过世了，全靠老父亲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没钱读书，小王硕只能给地主家放牛。 1935年，刘志丹带领的陕北红军队伍路过他们村。12岁的王硕看着这支军纪严明、专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心里就扎下了根，死活要跟着队伍走。负责招兵的同志看他个头还没步枪高，本不想收。他硬是谎报年龄，咬定自己已经17岁了。文书在花名册上登记时，听他口音，随口拽了句古文：“大厦倾危，国人扶之。你以后就叫王扶之吧！” 这一笔落下，世上少了个叫王硕的放牛娃，多了个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的战士王扶之。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为了表明革命志向而改掉的名字，竟成了日后父子相认的最大阻碍。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王扶之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5师的师长。在朝鲜战场上，他经历了他军旅生涯中最接近死神的一次劫难。 那是1952年8月2日，美军出动了B-26重型轰炸机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枚重磅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115师的指挥所上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坑道瞬间坍塌，王扶之和另外几名同志被几十吨重的岩石和泥土死死掩埋。 消息传到志愿军总部，彭老总急得直拍桌子，下了死命令：“就是用手刨，也要把人给我刨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工兵连的战士们顶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挖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由于缺氧和重伤，坑道里的战友相继牺牲，王扶之也濒临绝境，只能靠喝尿液苦苦支撑。三十多个小时后，外面的救援队伍眼看毫无动静，心都凉了半截。就在大家感到绝望的当口，两只苍蝇突然从石缝里飞了出来。 经验丰富的老兵立刻意识到，有苍蝇就说明坑道下面有空隙，有空气流通，里面的人极有可能还活着！果不其然，经过长达38个小时的生死救援，王扶之被挖了出来。他虽然右腿受了重伤、肋骨骨折，但怀里还死死抱着那份绝密的作战地图。这场劫后余生给王扶之留下了终身的伤痛，也让他获得了回国养伤、探望老父的机会。 1953年盛夏，带着未愈的腿伤和对家乡的思念，王扶之踏上了回陕北子洲老家的路。18年了，当年那个12岁的瘦弱孩童，如今已是30岁、满身功勋的志愿军师长。 陕北的黄土高坡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沟壑纵横，交通极其不便。王扶之到了县城后，离老家还有十几里难走的土路。烈日当头，他腿上又有伤，走得十分艰难。正巧，路边过来一辆拉脚的毛驴车，赶车的是个满脸褶皱、戴着破草帽的陕北老汉。 王扶之操着一口略带外地口音的陕北话上前搭讪，想掏钱搭个顺风车。老汉是个热心肠，一听是刚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同志，二话不说就让他上了车，还热情地递上水壶让他解渴。 一路上，毛驴车晃晃悠悠，两人就在车辕上唠起了家常。老汉健谈，问这名军人同志多大岁数了，打仗苦不苦。王扶之笑着一一作答，顺便也问起了老汉的家境。 聊着聊着，老汉长长地叹了口气，手里的鞭子无力地垂了下来。“同志啊，我看你这岁数，跟我家那个小兔崽子差不多大。”老汉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泪光，“我儿叫王硕，12岁那年就不声不响地跟着红军走了。这一走就是18年啊，连个口信都没传回来。我也托人打听过，可人家都说没听说过部队里有个叫王硕的……” 老汉顿了顿，转过头，带着几分乞求的目光看着王扶之：“同志，你是大官，见识广，你能帮我打听打听我儿王硕吗？哪怕……哪怕是把骨头带回来也行啊。” 王扶之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浑身的血液直往头顶涌。他浑身颤抖着，眼泪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夺眶而出。他不顾腿上钻心的刺痛，“扑通”一声从车上跳下来，直挺挺地跪在了布满浮尘的黄土路上。 “爹！我就是王硕呀！您的儿回来啦！” 这一声夹杂着哭腔的呼喊，穿透了18年的生离死别，划破了陕北宁静的黄土地。 老汉僵住了，手里的鞭子滑落在地，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哆嗦着粗糙的双手，捧起王扶之的脸庞，仔细端详。直到确认了儿子眉骨旁那道小时候磕破留下的疤痕，老汉才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父子俩在这漫天黄土中紧紧相拥，把这18年来的思念、委屈、牵挂和生死劫难，全都融化在了滚烫的泪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