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业繁荣发展,商人群体壮大,浅谈宋代商人的购买方式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活跃的朝代之一。城市里店铺林立,乡村集市天天开张,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货物从江南运到塞北,从沿海送到川蜀,商人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也能接触到远方的茶叶、丝绸、瓷器,甚至香药和象牙,生活比前代丰富得多。商人这个群体也跟着水涨船高,从小贩做到大贾的越来越多,有些人家资积累到惊人的程度,成了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朝廷为了解决边防军粮和军费问题,专门设计了一种叫“入中”的制度,让商人把粮草、布帛、现钱送到指定地点,换取官府发给的凭证,然后凭这些凭证去领取盐、茶等专卖商品。这套办法本质上是官府用专卖品的利润来换取军需物资,商人则通过这个渠道参与高利润的盐茶贸易。入中成为宋代商人购买官府专卖品最主要的途径,尤其在西北边境和南宋初年驻军重地,用得特别多。 入中的基本流程是商人先运送实物或钱货到边地或军需紧缺的地方。官府根据路程远近和物品种类估价,估价通常高于市场实际价格,这个差额就叫“虚估”。虚估越高,商人赚得越多。比如河北地区入中刍粟的时候,每斗粮食有时能多算六七十钱,马料也相应加价,有的年份虚估部分占到总价的八成左右。商人拿到估价后的凭证,也就是交引、盐引或茶引,再回到京师或指定机构办理保任手续。交引铺负责审核和担保,盖印之后凭证才算正式生效。接下来商人拿着保任过的引子,去江淮盐场、川峡盐井或者产茶州县支取实物。整个过程环节多、路途远,耗时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 官府为了吸引更多商人参与,还在支取货物时额外多给一部分,叫“加饶”。比如绍兴年间温州盐场规定,本路内销售的每十袋盐加饶一袋,销往外路的加饶两袋。加饶加上虚估,利润空间确实不小。江南的茶叶运到西北,价格往往翻好几倍,盐的差价也相当可观。很多商人就是靠反复跑这条路,积累起巨额家产。鄱阳的阎氏就是其中一例,他靠贩盐起家,后来家资达到巨亿,在当地影响力很大。 但入中这条路从来都不平稳。宋代盐法、茶法改动特别频繁,几乎每隔几年就变一次。真宗、仁宗时期用过雍熙法、三说法、四说法,后来又改见钱法。神宗朝盐法改革,商人持引兑现时经常亏本。徽宗朝蔡京主持改制,旧引要定期更换,很多人换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凭证变成废纸。交引发行量一旦超过实际盐茶存量,商人到场务提货就提不到,引子滞留京师,价格暴跌。商人之间只好低价转卖给专门做交引买卖的铺户,损失惨重。 南宋初年,朝廷在婺州等地屯驻重兵,当地物产有限,运输又困难,只能继续靠入中解决军需。婺州商人把钱粮送到后,领取关子凭证,再去榷货务兑换现钱或钞引。程序跟北宋大体相似,但因为战事频繁,需求更大,商人参与的规模也扩大了。只是法令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商人手里攥着引子,却常常等不到兑现的那一天。 两宋三百多年,入中制度断断续续实行了很长时间。它一方面支撑了边防军需,维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另一方面也让一大批商人通过盐茶贸易实现了财富积累,推动了商品流通和市场发育。商人群体壮大的同时,也暴露了官商关系里的种种矛盾。官府需要商人的资金和运输能力,商人则看中专卖品带来的厚利。可一旦政策调整,商人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承受者。有的发了财,有的破了产,起起落落贯穿整个宋代。 回过头看,宋代的商业繁荣离不开这套独特的购买方式。入中把国家需求和私人逐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商之间既合作又博弈的格局。商人奔波在水陆路上,官府在法令上反复权衡,双方都想多占便宜,却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关系,说到底反映了那个时代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国家不得不借助民间力量来维持运转。宋代商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利润空间,他们愿意承担再大的风险和周折。这份韧劲,也正是中国古代商业精神里最打动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