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生于1672年，也就是康熙十一年。论出身，他绝对算得上是标准的“官二代”。父亲汪霖在朝中做过户部侍郎，亲哥哥汪见祺是礼部的主事。按理说，生在这样的家庭，只要稍微努努力，混个一官半职完全不成问题。 可惜，汪景祺这个人有个致命的缺点：恃才傲物，自视甚高。 他谁都看不起，更别提去巴结逢迎了。说白了，年轻时的他就是个典型的酸腐文人。他确实有点小才华，但在科举这条路上却走得异常艰难。直到康熙五十二年，他已经43岁了，才勉强考中了一个举人。至于进士，那是彻底没戏了。 科举无望，又拉不下脸去求人，汪景祺只能在北京城里继续“北漂”，这一混又是十年。到了53岁，也就是雍正二年的时候，到了知天命年纪的汪景祺突然“顿悟”了。他终于明白，清高当不了饭吃，想要荣华富贵，还得去抱粗腿。 当时大清朝最粗的腿是谁？毫无疑问，是正在西北手握重兵、刚刚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 为了攀上这根高枝，汪景祺跑到了西安，托关系找到了当时的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在胡期恒的引荐下，他跑到西宁大营，正式成为了年羹尧的幕僚，专门负责给大将军写贺表和捷报。 汪景祺这回算是彻底放下了文人的身段，把毕生的才华都用在了给年羹尧歌功颂德上。他在一封名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的信里，把年羹尧吹捧到了天上。他不仅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还拍着胸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打仗这么神速、功劳这么大的，只有您年大将军一人！他甚至把年羹尧和唐朝的名将郭子仪、裴度相提并论，说那两人的威名和年羹尧比起来，简直就是萤火虫碰上了日月，一勺水比上了大江大河。 年羹尧这种骄横跋扈的人，最喜欢听的就是这种话，于是汪景祺很快得到了重用。 如果汪景祺仅仅只是写写这些肉麻的赞美诗，雍正皇帝日理万机，大概率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更别提特意下旨杀他了。要命的是，汪景祺在军中仅仅待了五个月，就手痒写了一本名为《读书堂西征随笔》的书。正是这本书，成了一张催命符。 雍正三年，年羹尧功高震主，加上平时嚣张跋扈、结党营私，连进京面圣都敢“箕坐无人臣礼”，终于耗尽了雍正的耐心。雍正先是剥夺了他的兵权，贬为杭州将军，最后赐其自尽。在抄年羹尧家的时候，浙江巡抚福敏从汪景祺北京租住的四合院枕头底下，搜出了这本还没来得及刊印的《西征随笔》。 福敏一看内容，吓得魂飞魄散，连夜派人八百里加急送给雍正。雍正翻开一看，勃然大怒，直接在折子上批复：“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 他讽刺了先帝康熙。 第二，他触碰了雍正最敏感的神经。 雍正的逻辑很简单：你汪景祺是在替年羹尧造势，是在用这种恶毒的诅咒为年羹尧谋反做舆论准备！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菜市口刑场。 监斩官鄂尔泰一声令下，汪景祺人头落地。 但这还不算完。雍正下令，将汪景祺的首级挑在菜市口的铁杆上，枭首示众。这一挂，就一直挂到了乾隆登基。 整整十二年，那颗头颅在风雨中化为枯骨，无声地警告着来来往往的读书人和朝廷官员。直到乾隆推行“宽仁”新政，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求情，这颗脑袋才被取下来，丢到北京城外随便挖个坑埋了，连个坟包和墓碑都没敢立。 汪景祺的家人也迎来了灭顶之灾。全家16个男丁全部被流放到苦寒之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他的妻子和女眷被充军。五服以内的亲属全部革去功名，永远禁止参加科举。家产被查抄得干干净净。这简直比《红楼梦》里被抄家的贾府还要惨烈百倍。 回过头来看，雍正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幕僚下如此狠手？ 这绝对不仅仅是因为那几句肉麻的马屁，或者是几句狂妄的拆字游戏。这是雍正朝的第一起文字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恐吓。 当时年羹尧虽然倒台了，但他在西北经营多年，军中和朝堂上到处都是他的党羽。雍正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汪景祺，真实目的有两个： 首先，彻底摧毁年羹尧集团的政治声誉。其次，震慑全天下的读书人。 可以说，汪景祺案的效果出奇的好。在此案之后，清朝的文人们彻底噤若寒蝉，写书做文章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哪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雍正用一颗文人的脑袋，成功地整肃了朝纲，巩固了来之不易的皇权。 汪景祺的一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前半生孤傲清高，一事无成；后半生想要攀附权贵，却选错了靠山，最后更死在了自己那张毫无顾忌的嘴和那支不知轻重的笔上。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残酷的政治绞肉机面前，文人的那点小聪明和狂妄，简直比纸还要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