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林风眠母亲被族人抓去“沉塘”，年仅7岁的他抓起菜刀就冲向了人群，大声怒吼道：“放开我妈，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当时，大家都被这个不要命的孩子镇住了。这把菜刀，硬生生从鬼门关把母亲抢了回来。命保住了，人却留不下。家族为了颜面，转手就把母亲卖到了异乡。临走前，母子俩抱头痛哭，那是林风眠这辈子最后一次闻到母亲身上的味道。 在他的记忆深处，母亲最美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五岁那年的秋天：小河边，母亲解开头巾，那头长长的黑发瀑布般垂下来，阳光打在上面，美得不可方物。这也成了他一生都在追寻的“救母情结”。后来他总是反反复复地画《宝莲灯》、画《白蛇传》，画里全都是那个举着菜刀想劈开大山救出母亲的小男孩的心愿。大家去看他的仕女图，画里的女人旁边总会放着一个花瓶，有时候插着花，有时候空着。那空荡荡的花瓶，装的全是他对母爱缺失的遗憾，以及对一家团圆的执念。 老天爷似乎觉得给他的苦难还不够多。童年失去了母亲，成年后，他又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怀里。 1923年，在德国游学的林风眠，遇见了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德国籍奥地利贵族女孩——方罗拉。这俩人的恋爱谈得极其浪漫，林风眠压根不会说德语，罗拉也听不懂法语，两个人谈恋爱全靠“弹琴”。罗拉常常给他弹奏古典钢琴曲，音符成了他们最契合的语言。 这份神仙眷侣般的日子才过了一年。1924年，罗拉在巴黎分娩时遭遇难产，大人和孩子都没能保住。 在那座浪漫之都，林风眠心碎成了玻璃渣。在冰冷的墓园里，二十出头的他红着眼眶，亲手一锤一锤地为爱妻雕刻墓碑。每一声石锤的敲击，都像是打在他自己的心上。从那一刻起，他笔下的色彩开始蒙上了一层“浓得化不开的忧郁”。他当时画的《不可挽回的伊甸园》，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那种被彻底撕裂的痛楚。1979年，已经快80岁的林风眠重新回到巴黎办画展，拄着拐杖到处找当年给妻子刻的墓碑，早已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 童年丧母，青年丧妻。这两个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女性，都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被命运硬生生夺走。这就是为什么他画里的仕女，从来没有那种喜笑颜开的世俗感。她们永远低垂着眼眸，神情空灵，仿佛在凝视着一个永远也触摸不到的远方。这是一种被极度压抑过的思念，也是一种将巨大悲痛嚼碎了吞下肚子后，升华出来的绝美。 如果仅仅把林风眠的画看作是发泄情绪的工具，那就太小看这位现代美术开山鼻祖了。他的仕女图之所以能在今天拍出千万天价，全靠他真正做到了“中西调和”。 林风眠是个极其聪明且懂得吸收养分的宗师。他画里的那些女人，坐姿端庄，线条圆润。他自己揭秘过，那是宋代瓷器给他的灵感。大家回想一下博物馆里的官窑、龙泉窑，那种半透明的釉色，那种温润如玉的质感，被他巧妙地转化成了画里的色彩和构图。画中人盘腿一坐，稳当得就像一件名贵的青瓷。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他又一头扎进了敦煌壁画里。《琵琶女》《绿荫》这些代表作里，仕女们修长的脖颈、飘逸的轻纱，全都是敦煌飞天穿越千年的影子。再配上他在欧洲学到的西方印象派光影和野兽派色彩，水粉和墨色这么一撞，立马产生了一种“像轻烟嫩柳，若即若离”的梦幻感。 这种独门绝技，东方人看着觉得骨子里亲切，西方人看着觉得形式感拉满，彻底打破了传统水墨和西洋画的界限。作为杭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用这种精神教出了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黄永玉等一票撑起中国现代美术半壁江山的泰斗。他给年轻的艺术火苗撑起了一把伞，自己却在随后的岁月里，独自面对了倾盆大雨。 林风眠有句名言，说得特别让人心疼：“艺术的美，像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女，当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衷的情绪时，她第一个会使人得到他所愿得到的那种温情和安慰。” 这大半辈子，他挨过的锤头太多了。抗战时期，日本人毁了他一大批早期油画。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血落入造反派手里被无情糟蹋，这位快七十岁的老人，做出了一个极其壮烈的举动。 一位白发苍苍的艺术宗师，把自己关在逼仄的卫生间里。外头是震天响的口号声，里头是他将毕生心血，包括那些承载着他对母亲、妻子无尽思念的仕女图，一张张浸泡在浴缸里。等宣纸彻底泡软了，他找来洗衣板，用木棍把它们捣烂成一团模糊的纸浆，最后拉下马桶抽水马力，眼睁睁看着它们消失在漩涡里。抽水马桶冲走的何止是画，那是他的半条命！ 他选择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文革结束后，1977年他移居香港。没带走一幅画，却带走了装在脑子里的整个艺术帝国。在香港的小公寓里，他凭着记忆，把当年毁掉的画一笔一笔重新画了出来，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晚年画的那些仕女图，不仅没有苦大仇深，色彩反而更加明丽，线条也更加流畅了。暴风雨能冲刷掉画纸，却怎么也冲不走老人心里的光。 1991年8月12日，92岁高龄的林风眠在香港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