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韩国 历时9年打捞出一艘沉船，船内发现了28吨铜钱、22040件瓷器和1017根 紫檀木 。当他们确认这是一艘古代中国 商船 时，韩国人赶紧决定建造博物馆，想要把这些文物留在本地，生怕中国人来抢走。 1975年韩国渔船在新安郡外海作业过程中网到陶瓷器碎片，随后报告当地政府。打捞公司接手后确认水下存在完整沉船结构，从1976年起启动系列水下调查，到1985年结束全部工作。整个过程累计投入9800个工作日和3500小时潜水时间，逐步将货物分批运出海面。铜钱总量达到28吨，折合约800万枚，涵盖西汉至元朝共15个朝代。这些铜钱主要用于压舱，同时反映当时货币流通情况。 瓷器总数为22040件，来自中国多个窑口。龙泉窑青瓷盘数量最多，景德镇白瓷碗和磁州窑黑釉枕也大量出现。各窑产品保存完整，没有明显缺失。瓷器底部和侧面多有官窑标记，表明这批货物属于官方或寺庙订购。打捞中还发现漆器、铜器和文房用具，进一步证实货物种类多样。 1017根紫檀木全部为未加工原木，最长超过两米。这些木材堆放整齐，用于压舱或后续焚香用途。紫檀木产地来自中国南方，属于高价值贸易物资。出水后经过清理和编号，全部纳入保护序列。木材与铜钱、瓷器共同构成完整货物清单，显示元代远洋贸易的物资搭配方式。 关键铭文出现在铜秤砣上，刻有庆元路庚申字样。庆元路对应元代宁波，庚申年指向1320年。另一块木牌记录至治三年，即1323年。这两个时间点完全吻合沉船年代。青瓷底部还刻使司帅府公用，表明货物与宁波最高军政机构相关。货单残片上出现御卫次郎和东福寺名称，御卫是镰仓幕府武士官衔，东福寺位于京都。这些文字直接指向货物目的地为日本寺庙修缮工程。 船体残骸由720片木构件组成，复原后长度约34米，载重约200吨。结构采用典型中国元代技术，包括V字龙骨和水密隔舱。装载顺序为铜钱垫底、瓷器靠边、木材压舱，符合宁波港出发的远洋习惯。船体材料和建造方式在韩国造船史上没有对应记录，证明其完全来自中国南方船厂。 韩国方面1981年在光州设立新安沉船博物馆，将98%文物纳入馆藏并开展全国巡展。韩国依据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主张属地权，强调发现位置在本国领海。中国则通过瓷器产地、铭文内容和货物流向主张属人原则。日本学者以目的港为依据提出三方共同保管建议。三国分别提交证据，形成长期协商局面。 1984年中国考古小组赴韩考察，与韩方交换沉船档案和研究资料。2012年浙江博物馆借展159件文物，宁波市民首次近距离接触这批七百年前的家乡出口货。2016年宁波天一阁与新安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展出香谱等相关文献。三方合作逐步从信息共享扩展到联合展示，船体复原模型也成为展览重点。 沉船货物体现元代庆元至高丽再到博多的三港联运模式。铜钱多用于寺庙修缮，紫檀木供焚香，瓷器作为陈设实用器。三类物品连成贸易链条，证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成熟程度。船体水密隔舱技术比欧洲早五百年，V字龙骨提升抗风浪能力。这些特点让欧洲学界关注中国元代造船水平在当时的领先地位。 三国围绕沉船的协商过程持续多年，逐步形成联合保护与共享展示路径。渔船船长发现后继续当地捕鱼生活，后来看到文物进入博物馆并参与巡展。各国代表多次在展厅核对档案，推动下一步合作研究。2019年韩国再次出土南宋官印，进一步促进中方积极参与联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