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得知这个任命后，邓宝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去甘肃，而是先学习一段时间。毛主席看了来信后，把邓宝珊请到中南海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邓宝珊就接到了去甘肃主持政务的任命。 搁在旁人身上，这大概是件喜事，甘肃人回甘肃做省政府主席，名正言顺，也算光耀门楣。可邓宝珊没有立刻启程，反倒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暂缓赴任，想先学习一段时间。 这个举动，乍一看有点拧巴，细想却很见分量。 邓宝珊不是怕担子重，他是太明白甘肃那副局面有多难收拾。刚打完仗，百业待兴，摊子铺得大，底子又薄，谁去都不是坐下就能顺手的活儿。毛主席看了信，没有责怪，也没嫌他推托，反而把他请到中南海，当面谈了很久。 能这样被对待，靠的当然不是一时脸面，是多年攒下来的信任。 邓宝珊不到十六岁就进了军旅，算是在兵荒马乱里滚大的。他身上有股老军人的硬气，外表粗犷，心里却不糙。看人看势，他都有自己的章法。虽说是国民党里的老人，可他和共产党结缘很早。 1924年底，他在陕县办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是共产党员，秘书长葛霁云也是共产党员。 到1926年，他又请邓小平负责军官教导队的政治教育，还拿出200银元资助邓小平去苏联学习，邓宝珊肯这样做，说明他待共产党人不是虚应故事，是真把人当回事。 刘伯承那件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顺泸起义失败后，刘伯承流落西安，身无分文，还得躲追捕。邓宝珊和他原本并不相识，却还是让葛霁云送去600银元，又给了通行证。 刘伯承这才得以脱身，经武汉去了南昌。 遇事肯帮人一把，已经不容易，帮的还是风口浪尖上的共产党人，这里头既有胆量，也有眼光。到红军长征经过甘肃时，蒋介石命人围堵，邓宝珊却并没有把事情做绝。 抗战年月里，他驻守榆林，与陕甘宁边区一直维持着相对平稳的关系。 这个位置很微妙，真要起心思找茬，边区日子不会好过。邓宝珊没有那么干。毛主席后来专门写信感谢他，两人的交情，也是在这段年月里一点点热起来的。 1938年5月，邓宝珊第一次路过延安，本来只想悄悄住在骡马店，歇歇脚就走。 毛主席得知后，派人两次去请，话说得很诚恳，盼他留下来多看看。邓宝珊被打动了，一住就是一个礼拜。陕北公学看了，抗大看了，群众大会看了，文艺晚会也看了。延安那股子劲儿，装不出来，热闹也不是做样子，是一眼能看出来的生气。 1939年，他再次路过延安，和毛主席在住处秉烛夜谈，聊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旁听毛主席讲话后，他对身边人说，毛先生眼光长远，看问题深，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 真正让毛主席彻底放心的，还是解放战争后期几件大事。 1948年8月，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聂荣臻、罗荣桓方面进行了三天会谈。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后来报纸称邓宝珊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这话不算夸张。到了1949年2月，毛主席又约他到西柏坡商谈绥远问题。在邓宝珊的斡旋下，9月19日，董其武等宣布绥远起义。宁夏方面，他也做了劝说工作，推动马鸿宾率部起义。 少打仗，少死人，用和平办法解局，这正是邓宝珊最见功夫的地方。毛主席后来让人带话，说对邓先生可以完全信赖。 信赖这东西，嘴上说说不值钱，真到了生死大局里还肯托付，那才叫数。 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才要他回甘肃。邓宝珊最终接受了安排。1950年1月8日，他去兰州参加省人民政府成立仪式。那时铁路还不通，只能背着降落伞，坐着漏风的飞机过去。兰州刚经历战火，电力中断，交通不畅，喝杯水都能沉出半杯沙子。省会尚且如此，下面更艰难。邓宝珊到任后没有急着坐办公室听汇报，而是先往各地跑，摸真实情况。去会宁等干旱地方考察，车子上不去，他就下车推，推不动就步行。年纪不轻，身上还有病，却还是要亲眼看，亲耳听。这样的官，不是摆在台上看的，是扑进土里干活的。 1950年全国政协大会上，他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是创建民族学院，一份是统一薪资。中央很重视，不久西北民族学院就开始筹建。更让人记得住的，是1960年自然灾害那一段。甘肃百姓吃饭都成了难题，邓宝珊心里急，干脆把榆树皮粉和油渣做成渣饼，寄给毛主席。有人担心这样做影响不好，他却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怪，百姓肚子比个人荣辱更要紧。毛主席收到后，当场拆开来吃，边吃边落泪，说我们的人民吃苦了。 1968年11月，邓宝珊因病去世，终年74岁。这个人一辈子有过转折，也有过艰难，可有一条没变，心里始终装着家国，也装着百姓。后来榆林建了纪念馆，老百姓念着他，叫他“好省长”。这称呼不华丽，却很实在。能被百姓这样记住，比写在履历上的那些头衔，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