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北平南撤时，保密局近一百人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坐飞机离开而陷入了慌张中，从北平飞青岛的包机费用要20万美金，中统北平负责人张庆恩是谷正文佩服的人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他给谷正文推荐了一个人叫孙耕南，出了个绝对能解决经费的主意，抢银行。于是他们组成了四人抢银行小组，目标是天津商银北平分行。 老话说得好，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帮人平日里穿着笔挺制服，进出衙门机关，现在全挤在破旧的招待所里，棉袍上沾着煤灰，脸上挂着几天没刮的胡茬。有人把怀表当了换窝头，有人把配枪押给黑市贩子，就为凑点盘缠往南跑。谷正文那几天愁得睡不着觉，他手底下百十来号人，真要扔在北平不管，往后在台湾还怎么混？ 张庆恩找上门那天，谷正文正对着一沓子电报发呆。南京那边早就没人接电话了，共军三野已经在江北集结，北平城外的枪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我给你引见个人。”张庆恩穿着件灰布棉袍，活像个跑买卖的商贩，跟他往日那身中山装的派头判若两人，“这人叫孙耕南，原来在天津商银干过，后来因为吃回扣被踢出来了。现在跟我们中统有点交情。” 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这辈子服气的人不多，张庆恩算一个。这位中统北平负责人身上有种江湖气，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出了事真能扛。搁以往，保密局和中统互相看不顺眼，可现在这节骨眼上，什么派系什么面子，全抵不过一张飞机票。 孙耕南长得像个账房先生，瘦小，戴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把一张手绘的地图摊在桌上，手指点着上面几个红圈。 “天津商银北平分行在东交民巷边上，美国人开的银行，专做洋行生意。现在兵荒马乱，有钱人都想把法币换成美金，银行里现金少不了。”他推了推眼镜，“我在里头干过三年，金库的锁是德国造的，但换锁的师傅我认识，那把备用钥匙在哪儿我也知道。” 谷正文盯着那张图看了半晌，问：“要多少人？” “人多了招眼。”孙耕南伸出四根手指，“我认路认人，你出三个手脚利落的弟兄。最好有开过车的，银行后门那条胡同窄，得有人把风接应。” 抢银行这事说出去丢人，堂堂国民政府特务，沦落到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可到了这份上，谁还在乎脸面？谷正文挑人的时候，手下那帮人眼睛都红了，明知道是掉脑袋的买卖，照样抢着报名。最后挑出来仨：一个在军统干过行动队的，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神枪手，还有一个原是北平警察局的司机。 腊月里的北平冷得邪乎，四个人裹着旧棉袍蹲在银行对面的茶馆里蹲了三天，把柜员几点开门、经理几点到、运钞车什么时候来摸得一清二楚。孙耕南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动手，银行下午提前关门，账房要赶着回家祭灶，最松懈。 那天下午四点来钟，天已经擦黑了。四个人分成两拨进去，谷正文和孙耕南扮成取钱的商人，另外俩在外头等着。银行里就剩两个柜员在扎账，孙耕南凑到柜台前，压低声音说找刘经理，老熟人。柜员刚转身去叫人，后腰就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枪是带了消音器的，一枪没响，两个柜员就趴地上了。孙耕南熟门熟路绕进后面金库，那把德国锁确实结实，可备用钥匙在他兜里揣了三年，愣是没人想起来换锁芯。 金库里码着整整齐齐一捆捆法币，还有十几封银元，角落铁皮箱子里是黄澄澄的金条。谷正文后来写，他干了一辈子特务，见过不少钱，可那一刻还是懵了一下。四个人把麻袋塞得满满的，从后门出去时，司机已经把车停在胡同口，发动机都没熄火。 前后不过七八分钟。等巡警发现的时候，他们的车已经拐出三条街了。 二十万美金的包机费，一夜之间凑齐了。谷正文后来在台湾做到保密局少将，晚年写回忆录，提到这事时轻描淡写，只说“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可那年腊月二十三晚上，他们四个躲在城根底下分钱，外面隐约传来炮声，谁也没说话。火光映在窗纸上，忽明忽暗的。 后来听说天津商银的刘经理被撤了职，两个柜员丢了饭碗，孙耕南那个换锁的师傅也让人找去问话。可那时候北平已经围城了，谁还顾得上追查？那批金条到底帮一百多号人飞到了青岛，又从青岛辗转去了台湾。 有些账，乱世里是算不清的。谷正文佩服张庆恩，佩服的不是他的主意有多高明，而是他能在那种时候，替别人想出一条活路。哪怕这条路是歪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