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8岁的袁竹林惨遭日军凌辱，不久她怀孕了，日军得知消息之后，强迫她脱掉衣服，躺在冷冰冰的地板上，然后搬来一个板凳，放在她肚子上，随后一个大腹便便的200斤日军胖子狰狞地坐了上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那时候的武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5岁那年，袁竹林听了家里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叫汪国栋的货车司机。那会儿的人要求极低，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吃顿饱饭就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挺好，也算是苦日子里的一点甜。 可惜好景太短，抗日战争的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家门口。1938年武汉沦陷，丈夫跟着车队运送物资去了大后方，从此杳无音信。婆婆嫌她在家里白吃干饭，干脆把她扫地出门。为了活命，她四处奔波找活干。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一个叫张秀英的中年女人凑了上来，说鄂州那边有个旅馆招保洁，工钱给得挺高。放到现在，咱们肯定得多留个心眼，可那时候满大街都是饿肚子的人，袁竹林满心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高高兴兴地跟着上了一艘开往鄂州的船。 等船一靠岸，迎接她们的根本没有任何旅馆，只有明晃晃的刺刀和吃人的魔窟。 刚到地方，张秀英就露出了老鸨的狰狞面目。她配合着日军，逼迫这些刚下船的姑娘脱光衣服接受所谓的“身体检查”。袁竹林哭着喊着想回家，稍一反抗，张秀英的日本丈夫就挥舞着皮鞭狠狠抽打。 检查过后，袁竹林被关进了一个简陋的小屋，门上挂着一块写着“吗沙咕”的木牌。从那一刻起，那个清清白白的武汉姑娘消失了，她成了一个屈辱的代号。当天晚上，她就遭到了十来个日本兵的轮番摧残，第二天连坐都坐不起来，浑身疼得像被撕裂了一样。 为了保证慰安所能持续“营业”，日军强迫这些女孩每天吞下白色的避孕药丸。可袁竹林心里头还死死攥着一个念头：她想活下去，她盼着将来能逃出这个鬼地方，重新过上正常人的日子，甚至还能拥有一个自己的骨肉。 于是她常常偷偷把药藏起来。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折磨中，袁竹林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是一道催命符。她惊恐万分，和另一个同样被骗来的湖北老乡商量着趁夜逃跑。可两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怎么可能逃得出日军的魔掌？没跑多远，她们就被抓了回去。接下来的惩罚，完全超出了人类能承受的极限。 那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得知她怀孕后，把她拖到了一个冰冷的小黑屋里。腊月寒冬的天气，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他们强迫她褪去身上仅剩的衣物，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地板上。 袁竹林冷得浑身发抖，本能地蜷缩起身子。紧接着，几个士兵搬来一块厚重的木板，毫不留情地压在了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这帮恶魔要干什么的时候，一个体重两百多斤、满脸横肉的日本胖兵，带着令人作呕的狂笑，猛地朝木板踩了上去！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屋子里回荡。内脏仿佛被瞬间挤破，鲜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了一地，把冰冷的地板染得通红。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就这么硬生生地被残暴地踩碎了。 身体被毁了，可只要还有一口气，日子还得熬。后来，一个叫西山的日本军官把她要了过去，勉强给了她一点喘息的空间。1941年左右，西山把她放了回去。等她终于拖着半条命回到家乡，却发现父亲已经活活饿死，女儿也没了，整个家早就支离破碎。 1945年日本投降，西山曾想带她回日本，袁竹林一口回绝。她骨子里有中国人的血性，哪怕自己被伤得体无完肤，她的根也永远在这片土地上。 为了生存，她四处打零工。她遇到了一个叫廖奎的温和男人。廖奎没有嫌弃她的过往，反而心疼她的遭遇，两人搭伙过起了日子，还领养了一个闺女。那大概是她大半辈子最平稳的三年。 1958年，在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上，老母亲一时情绪激动，把她当年被日军糟蹋的往事当众说了出来。大家伙儿丝毫没有去谴责侵略者的残忍，反而把所有的鄙夷和唾骂全泼在了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身上。 她的户口本被强行注销，房子被收走，最后甚至被发配到了遥远的黑龙江北大荒去劳动改造。 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十七年，挨冻受饿。 直到1975年，袁竹林才终于回到武汉。她和失散半个世纪的廖奎再次相见时，对方已经残疾且重组了家庭。两人相顾无言，唯有泪流满面。 1998年，76岁的她拖着老迈的身躯，亲自跑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去请愿。2000年，她又站上了“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当着全世界的面控诉日军当年的暴行。 当时，有个名为“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组织企图息事宁人，提出给她两万元抚恤金，附带条件是让她永远闭嘴，不许再公开谈论此事。袁竹林老爷子连想都没想就严词拒绝了。 遗憾的是，日本当局屡屡以“过了起诉时效”为由驳回她的诉求。2006年，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辈子的遗憾，84岁的袁竹林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那句她等了一辈子的“对不起”，终究还是没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