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504厂，一家对外绝密的铀浓缩工厂，在车间角落，他看见一个穿工装的女工，目光一怔，走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 女工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朝邓小平微微点头。她就是王承书，一个在国际物理学界曾有相当地位的学者，此刻却站在西北戈壁的厂房里，手里捏着一沓数据记录纸。 王承书能站在这里，背后有一段漫长的来路。 1950年代初，王承书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师从统计物理学家乔治·乌伦贝克。两人合作推导了一组描述多原子气体分子运动规律的方程，后被国际学界称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 这组方程解决了玻尔兹曼方程在多原子气体非平衡态下的精确求解难题，在气动力学领域一直沿用至今。王承书在密歇根大学期间，与李政道、杨振宁均有学术往来，杨振宁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时候，外界给王承书冠以"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称谓，并非溢美。 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王承书和丈夫张文裕的心就不安稳了。张文裕是宇宙射线物理学家，两人都清楚自己想回去。 偏偏那几年美国管得很严，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伦内部安全法》出台，联邦调查局对在美的华裔科学家盯得很紧，王承书和张文裕的出境申请一押就是好几年。 钱学森在同一时期被吊销安全许可、软禁五年，处境比他们还难。 王承书和张文裕没有等着干坐，而是悄悄把多年积累的学术书籍、实验笔记、文献资料分批打包，陆续以邮寄方式寄回国内，前后打了三百多个包裹。 他们知道这批东西比自己先到，总归有用。 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双方就滞留人员遣返问题有所松动。王承书与张文裕终于在1956年拿到出境许可，辗转经欧洲回到北京。钱三强亲自到场迎接。 回国后，钱三强让王承书去研究热核聚变。这对王承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她的专长是气体动力学与统计物理，热核聚变涉及等离子体物理、磁流体动力学，完全是另一套体系。 王承书答了一个"好"字，带着团队去苏联学习。 苏联之行结束，回程的火车上，王承书几乎没有合眼，就着手电筒把俄文资料逐页译成中文，下车时手稿已经厚厚一叠，纸还带着体温。 这批译稿后来成了中国热核聚变研究最早的一批参考文献。 热核聚变的工作刚有起色，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连图纸都带走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程被迫转向完全自主。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这次说的是铀浓缩，地点保密，身份保密，归期不定。王承书还是那个字："好。" 从此王承书在公开场合消失了。学术期刊上再没有她的论文，国际会议上再没有她的名字。丈夫张文裕只知道她"出差"，儿子长时间见不到母亲。 王承书去的是兰州504厂。这座工厂的任务是用气体扩散法将铀-235的丰度从天然状态的0.72%提升到90%以上，达到武器级标准。 苏联撤援后留下的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大量关键参数需要从理论重新推导。当时国内没有电子计算机，所有演算都靠手摇计算机和人工笔算，王承书带着年轻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草稿纸用了一摞又一摞。 戈壁的冬天，厂房里冷得像冰窖，王承书呵着热气记数据，眼镜起雾就擦一下接着写。1964年初，理论模型验证通过，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三个半月。 邓小平视察时看到的，就是这个阶段的王承书。一个曾在国际物理学界有名有姓的学者，穿着沾了灰的工装，站在西北戈壁的车间里，和周围的工人看上去没什么两样。 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那枚原子弹所使用的武器级铀-235，由兰州504厂生产。王承书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低头继续核对下一组数据，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