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张政烺文史论集》66—74页，中华书局，2004年。有兴趣看全文的朋友自行检索。 在古文字学方面，我积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六书”之说。上学时期我即留意考察。这也是我研究古文字一开始就不走传统小学遵奉《说文》之路，而在科学的古文字学日见兴起之时，直入以地下出土之各类古文字为研究对象之门的原因。入史语所，所见日广，时常引起思虑的是：“六书”之学原本《周官》，着于《七略》，大显于《说文解字》。 三十年代，大量古文字资料经着録、整理、考证而公布。面对汉字成熟与发展的真实面貌，“六书”之说仍然起着束缚学者观念的作用。于是，我细读有关的古今书籍，清理东汉“六书”条例四家三说之师承关系，从三说之条例涵义虽同而名词不一之现象分析，知曲解《周官》“六书”一词，乃始于当时。遂从考察汉代学制之实况入手，追检历代文献，明《周官》之“六书”实即“六甲”，亦即六旬之干支日名。每旬首日之天干为甲，学习书写之课本以每甲为一篇，六篇于《周官》称“六书”。自汉代直抵科举之兴，于学童课业皆称“六甲”。比验汉简、殷墟甲骨等考古资料，且知以“六甲”为启蒙课业之源流甚古。东汉学者未必不明真相。欲考其所以，必究其社会根源。 春秋战国文化大发展时期，分析偏旁以说解文字于当时着作中即已有之，如《左传》中“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西汉纬书之中此类说解多不胜数，《说文》从同之说亦多见。然望文生义至于荒谬者不少。西汉末年，文献所记教授书写识读之书散失殆尽，俗师不教、学士曲解之事，触目惊心。许冲《上说文表》有“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之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当是许慎撰《说文解字》之本旨，亦即刘歆创建“六书”条例之本旨。盖欲自小学起规范解读文字之观念。 我如此做，意在阐明“六书”条例之发生发展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关系。并申明我虽考证刘歆创立“六书”条例是托《周官》“六书”一词而抽换“六甲”之实，于今世古文字学之发展为阻障，然于当时使说字之术有所统纪，化占验法戒之说，廓清文字之学，实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