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马呈祥带着8000两黄金逃往埃及。临行前，张治中极力挽留，可他却长叹道："我手上血债累累，电报上都是哄人的话，就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等戴上了笼头，就身不由己了！" 话说得极坦白，却也极自私。马呈祥心里清楚，他这辈子做过的事，不是一句"配合起义"就能一笔勾销的。 马呈祥能坐上骑兵第五军军长的位置，靠的不是战功，靠的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家族政治。马呈祥的父亲马庆是马步芳大姐的丈夫，马呈祥本人又娶了马步芳胞兄马步青的女儿。 这层双重亲属关系，让他在马家军内部的位置格外微妙——既是马步芳的外甥，又是马步青的女婿。 1944年，马步芳趁着把八十二军军长一职转给儿子马继援的时机，向马步青提出，让外甥马呈祥接管骑五军军长。马步青觉得女婿接手，骑五军等于还在自己手里，便答应了。 没料到马呈祥接手之后，整支队伍的忠诚直接转向了马步芳。 马步青这才明白被算计了，气得跑去重庆向蒋介石投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挂了个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空头衔，带着一营老弱在察汉乌苏开荒度日。 马呈祥就这样背叛了岳父，换来了马步芳的信任与重用。1945年，马步芳派马呈祥率骑五军进入新疆，驻扎迪化老满城，把触手伸进了这片辽阔的西北腹地。 进驻迪化后，马呈祥在军纪上做过一些表面文章。他当众抽了一名巡逻队长十马鞭，颁布"十不准"军规，还在老满城开了一所回族中学，在城内办了一份骑五军的报纸《新新报》，招了些文职人员进来撑门面。 但这些，不过是维持形象的手段。他在新疆的实际统治，和青海时并无本质区别，横征暴敛从未停止，高压管控始终如故。 而在此之前，马呈祥手上真正沉重的那笔账，已经写在了河西走廊的土地上。 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试图打通通往苏联的通道。马呈祥彼时还是马步青部骑五军的一个团长，直接参与了对西路军的围剿作战。 古浪一战尤为惨烈，马元海率部与骑五师韩起禄旅、马呈祥团等部联合进攻，红九军在绝境中拼死抵抗，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雅、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相继牺牲。红军突围撤离后，马部入城将留下的伤病员悉数杀死。 西路军最终覆灭，两万余人几乎全军，仅李先念率七百余人辗转抵达新疆。被俘的红军战士命运极惨，遭活埋和枪杀者逾千人，大批女兵被分配给马家军官兵，余下三千余人被押往循化、化隆一带充当苦力。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受审，1937年5月，年仅28岁，惨遭杀害。 妇女团政委吴富莲在狱中身患肺结核，熬不过折磨，最终在狱中吞针自尽。 这就是马呈祥口中的"血债"。不是泛泛而言，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命。 到了1949年，西北战场大势已定。陶峙岳和包尔汉等人已暗中联络，准备率新疆驻军通电起义。张治中赶来劝说马呈祥，话说得诚恳——放下兵权，配合起义，既能保住自己，也能让新疆百姓免于战火。马呈祥听完，只是摇头。 他不是不明白时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清楚，他才不敢留下来。 9月24日凌晨，就在陶峙岳通电起义的前一天，马呈祥悄悄离开迪化老满城的军部。罗恕人同行，叶成于次日跟上，三人在焉耆会合，取道南疆，经蒲犁口岸出境。 那八十个装满黄金的箱子，藏在几辆卡车的各处角落，一路躲过巡查，带出了国境。 马呈祥走了，骑五军的大部分官兵却留了下来，参加了起义。这支他亲手带过的队伍，最后并没有跟着他出逃。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