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终于决定打开万历皇帝的陵寝，谁料，棺材打开没多久，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慢慢变黑，一些珍贵的丝绸也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1955年，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大家对文化遗产特别上心。郭沫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头儿，他和吴晗这俩人，一个是诗人兼历史学家，一个是北京市副市长，还专攻明史。他们俩觉得，明十三陵里头肯定有不少宝贝和失传的书，能帮着填补历史空白。 郭沫若带头写报告，吴晗也跟着鼓劲儿，建议先挖长陵，那可是明成祖朱棣的墓，规模最大。他们算盘打得响：挖出来不光能研究，还能给国家争光。报告递上去，很快就传到高层那儿。周恩来批了同意，但没敢直接动长陵，先试试定陵。 为什么选定陵呢？因为它规模小点儿，宝城外墙有塌陷，容易进。反对的声音也不少，郑振铎是文物局局长，他直言技术太落后，设备人才都不够，挖了保不住文物。夏鼐是考古所副所长，也说条件不成熟，风险太大。可郭沫若他们不听，坚持推进。 1956年，考古队就开干了，赵其昌领队，带着六十多个工人，从昌平宝山下手。整个过程费劲巴拉，花了两年多时间。结果呢，开棺那天，确实出了大问题。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材一开，龙袍接触空气，颜色从黄变黑，纤维还碎了。 旁边的丝绸陪葬品也一样，氧化得不成样子。本来这些东西在地下密封好好的，一见空气就毁了。郭沫若和吴晗的初衷是好的，想搞科研，但低估了技术局限。这事儿让考古界警醒，从那以后，国家定下规矩，不主动挖帝王墓了。 这定陵发掘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暴露了当时文物保护的短板。出土的三千多件东西里，丝织品最多最珍贵，明朝的织工巅峰啊，每件上头还有标签，写着产地尺寸啥的。本来这是研究明代纺织的绝佳材料，可惜一出土就麻烦了。 考古队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液处理，结果初期看着行，过阵子就发黑变脆。库房条件也差，没恒温恒湿，潮气一侵，霉变腐烂一大堆。金银玉器倒还好，耐得住，但丝绸和字帖就惨了。 万历的棺椁是金丝楠木的，上好材料，结果后来为了建博物馆，复制了新棺，把原件当垃圾扔山沟里，下落不明。郑振铎早说过，挖了等于赌博，可郭沫若他们太急躁，没听进去。发掘后，整理工作几乎停滞，很多人忙别的事儿去了。 夏鼐他们痛心疾首，上书反映情况。高层一看，这损失太大，干脆下令：在技术没万全准备前，严禁主动发掘任何帝王陵。这道命令成了铁律，管到现在。想想看，定陵本来能提供多少历史信息，生物学样本，全没了。 郭沫若和吴晗背了黑锅，后人骂他们是罪人，其实他们替那个时代交了学费。考古不是寻宝游戏，得一步步来。这事儿就是好心办坏事，急功近利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