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学良和杨宇霆在奉天督军府的合影。当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成重伤，当日去世。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仓促接掌东北军政大权。而时年43岁的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生前最倚重的“智囊”和总参议，在奉系内部威望极高，掌握着兵工厂等实权，被视为实际上的“二把手”。 据记载，杨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对年轻的张学良缺乏基本尊重。他常在公开场合直呼其乳名“小六子”，甚至“一脚踢开张学良家房门”闯入议事。在商议军政时，杨宇霆态度傲慢，曾对张学良说：“汉卿，你玩你的，我干我的。” 这种轻慢让张学良深感屈辱。同时杨宇霆长期把持奉天兵工厂，在财政开支上常绕过张学良。 但两人最核心的矛盾是在改旗易帜上。张学良鉴于国仇家恨（其父被日寇所害），决心推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国家统一并借力制衡日本。而杨宇霆则坚决反对，主张东北应保持半独立状态，甚至试图利用日本来牵制南京，维护奉系集团的既得利益。在决定易帜的关键会议上，杨宇霆公开反对，并拒绝参加易帜典礼。 两人的矛盾在1929年1月达到顶点，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宴，场面极尽奢华，蒋介石、阎锡山、白崇禧乃至日本人均派代表送礼，东北文武百官齐聚，却将前来祝寿的张学良冷落在一旁。此事被张学良视为公开的羞辱和挑衅。 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他的心腹、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帅府老虎厅，以“讨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为名，逼迫张学良立即签字任命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以需请示南京为由婉拒，杨、常二人却步步紧逼，态度强硬。杨、常二人离开后，张学良最终下定了决心。当晚，他以“研究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名义，将二人召回老虎厅。待其到来后，预先埋伏的卫队队长高纪毅等人当场将杨宇霆、常荫槐枪决。事件被定性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整肃。 张学良以雷霆手段清除了最大的内部反对派，得以迅速巩固权力，并于1928年12月29日顺利实现“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杨宇霆之死也削弱了奉系旧派的凝聚力，并切断了一条与日本周旋的潜在渠道，使得东北对日交涉的弹性减小。晚年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在回顾一生时曾坦言：“西安事变，我不悔。但杨宇霆那一枪，错了。” 他认为当时或许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道心结，伴随了他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