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在清党中的表现，周作人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分子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 周作人在写文章批评胡适那次上海演讲，核心就是拿人力车和江浙清党时的杀戮对比。周作人直说，人力车当然落后，拉车的人苦哈哈，但江浙那边党狱里枪毙加斩首，砍头示众的场面难道就文明了？胡适只盯着街上拉车夫的苦，却对那些刑场上的血腥事视而不见，这让周作人觉得特别遗憾。他还点名吴稚晖、蔡元培、胡适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结果在清党这件事上表现得让人看不懂。吴稚晖突然像发了疯一样鼓吹杀人，蔡元培和胡适人在上海，却装作没看见。周作人特别强调，胡适被很多人当成当世明哲，本该当社会的良心，结果连句公道话都没说出来。 清党是1927年4月12日从上海开始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清洗行动，很快波及江浙一带。吴稚晖在这件事里特别活跃。他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同盟会出身，1920年代后期彻底站到右派一边。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支持严厉清共，文字特别刻薄。比如他描述被捕的人临刑时叩头求饶的样子，说他们一点慷慨就义的劲头都没有，只剩可怜巴巴的样子。周作人读了这些文章气得不行，反过来写文说，就算有仇恨，杀了也就杀了，干嘛还要侮辱死人、给死者扣屎盆子，这种做法太野蛮。吴稚晖没收手，继续他的立场，没见任何退让。 蔡元培当时是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4月他主持了好几次会议，批准通缉名单和处置方案。名单里包括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他和其他元老一起发通电，说联共政策已经危害党国，必须紧急清理。蔡元培坐在会议桌前，审材料、点头通过决议，程序走得很正式，但没有公开反对过那些大规模抓捕和处决。人在上海的他，对现场发生的暴力保持沉默。 胡适1927年5月从美国回来，先到上海。他在租界住下，很快就去光华大学和东吴大学上课，也做公开演讲。那次讲中国文明问题，他举人力车为例，说中国还让这么多人拉车，说明社会没进步到用机器代替人力的阶段，所以不算文明国。听众不少，掌声也有。周作人看到报道，马上写文章怼回去，说人力车是落后没错，但清党里枪毙加砍头难道先进？胡适只看见人力车的苦，却看不见刑场的血，这算什么明哲？周作人觉得知识分子最该干的事就是当社会的良心，胡适没尽到这个责任。 这件事放到当时背景看，国民党右派觉得共产党威胁太大，必须快刀斩乱麻。知识分子里一部分人站队右派，觉得这是保党救国的必要手段；另一部分人像周作人这样，选择公开批评，但声音很快被淹没。胡适那时候主张渐进改良，不喜欢暴力，但他也没站出来直接反对清党。吴稚晖的极端言论和蔡元培的沉默，都让周作人觉得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人力车和砍头这两个意象被周作人拿来对比，其实就是在问：你们口口声声谈文明，到底什么是真文明？是技术进步，还是不搞屠杀？这个问题放到今天看，依然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