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人民军方面来电，告知志司：“我们派往贵部的1位女翻译自杀了，尸检发现已经怀孕，请贵部配合调查。”这怎么可能？把这位干部（女翻译跟随工作）叫来，他竟然承认了，志司怒批：“如何向朝鲜人民交代？” 那时候的朝鲜情况，四十万志愿军官兵留在当地干活，主要是修铁路、盖房子，一段一段铺轨道，一块一块垒墙，这些活儿直接帮当地人恢复生产，也把中朝关系拉得更紧。纪律在这时候成了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它，重建就没法顺利推进。 官兵们保持集体步调，靠的就是战时养成的习惯。那个干部以前在战场上指挥过上万战士，打过好几次大仗，1952年军衔评定时正军级名单里有他，中将都快定了。 停战后他负责联络协调，每天跟朝鲜工作人员打交道，原本前途挺亮堂。女翻译是朝鲜人，家在平壤郊外，家里就剩个生病的老妈。 她在志愿军那边翻译文件，帮双方沟通，干得不错，还拿过为祖国服务红旗手称号。她的工作直接支撑日常合作，档案和朝鲜资料里都记着她的贡献。 电报一到，司令部马上启动调查，把负责管这个女翻译的干部叫过来问情况。他到了以后，直接承认了自己跟女翻译的关系导致了怀孕结果。领导们一听就严肃起来，重点提到这事得好好解释怎么向朝鲜人民交代，因为它牵扯到两国友好基础。 调查按程序走，干部对事实没否认，领导部门两天内就定了处分：撤职审查，押送回国。通报发到各师，还张贴出来，朝鲜联络官员看了后表示信任志愿军的纪律做法。国内官兵包括后勤人员也都知道了这个结果。 处理完后，干部回国路上没任何欢迎仪式，直接安排到仓库管东西。他的肩章后来换了三次，职务也降了好几级。1955年全军授衔，他以前带过的团长拿了少将，警卫员升上校，他自己只得了四星大校，比原计划少了三颗星。 女翻译下葬时部队送了抚恤金，她妈身体不好还把钱推回去，转告说犯错的人已经受处理了。四十多年后老兵聚会，他坐在边上，有人叫他首长，他说自己不配。 干部晚年住在北方小镇，跟邻居聊天常说功劳不能让人松懈要求，这成了他日常话头。朝鲜那边，农民在志愿军修的灌溉渠边立了石碑，现在中国旅行团路过还能看到碑前有新鲜野花，说明当地人还记着那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