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新四军刚扎营，岗哨未设，九挺机枪已对准寨墙！团长张文津赤脚冲出帐篷时，敌人突袭已至眼前…… 那年10月12日深夜，湖北京山新街。 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第一团队刚扎下营。队伍成立没多久，人不齐，枪更差。战士们连日行军，累得倒头就睡——岗哨都还没布完。 他们不知道，鬼子已经摸到眼皮底下了。 应城日军第26旅团旅团长奈良晃接到密报，连夜调兵：200多日军，400多伪军，直扑新街。目标很明确——趁这支新部队立足未稳，一锅端。 天快亮时，一声枪响撕破寂静。 团长张文津从床上弹起来，鞋都顾不上穿，抓起驳壳枪就往外冲。一出帐篷，心就沉了半截：敌人在寨子南边架起九挺机枪，正对着土寨墙疯狂扫射。砖块乱飞，尘土呛人。 “快！上寨墙！”他吼了一嗓子。 战士们抄起枪就往上冲。靠着这道一人高的土墙，硬是把敌人压在水塘边上。 枪声惊醒了全村人。老百姓扒着门缝往外看——这些穿灰布军装、扛着老套筒和汉阳造的兵，能顶得住？ “就这破枪，打得过鬼子？”有人嘀咕着，开始收拾包袱准备跑。 张文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这一仗不光要打赢，更要赢民心。 他跳上一块高台，扯着嗓子喊：“乡亲们！我是团长张文津！我拿军人的命担保——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站着，鬼子就别想踏进寨子一步！” 人群安静了。 这时，通信员气喘吁吁跑来：“团长！李司令命令：必须打退这股敌人！这是我们在鄂中能不能站住脚的关键一战！” 话音刚落，敌军已经发起两次冲锋。三大队死守寨墙，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没了就用石头砸，硬是把人顶了回去。 突然，阵地上出现一个身影——李先念！他冒着枪林弹雨，从4公里外的大山头赶来了。 “文津，我来给你当后盾！”他拍着张文津的肩膀，眼神里全是信任。 两人迅速定下反击计划：一大队从西边绕过去，二大队从东边包抄，两路夹击。 这个打法，正好戳中敌人软肋。日军在中间，伪军分守两翼——典型的“精锐居中，杂牌护边”。 新四军两个大队猛扑伪军阵地。伪军本就心虚，一看势头不对，撒腿就跑。扔下武器，丢下日军，自己先溜了。 但张文津没松口气。他知道，新街南面就是安陆到平坝的公路。雷公店和平坝都有鬼子据点，汽车半小时就能杀到。 “二大队分一部去雷公店警戒！三大队一中队盯住平坝方向！”他立刻下令。 失去掩护的日军急了眼。一边放毒气，一边用迫击炮猛轰。 黄绿色烟雾漫上来。战士们眼泪直流，喉咙像火烧一样疼，可没人后退。   小坝子被炮火削掉一半，有战士被埋在土里，只露出半个脑袋，还在扣扳机。 日军分成四人一组，猫着腰往前摸：100米……80米……50米…… “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鬼子成片倒下。 关键时刻，冲锋号响了！ 所有战士从寨墙上跃出，居高临下冲向敌人，把200多日军逼进水塘南边的黄氏祠堂洼地。 日军困兽犹斗，抢占祠堂和黄家台制高点，架起交叉火力。   同时，他们点火烧尸体，浓烟滚滚，惨叫不断。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刚才跑出去的老百姓，又回来了。 有人抬着水桶送水，有人端着热红薯；   有人拿着长矛、大刀，甚至扛着祖传的土枪土炮，站到了战士身后。 一位老大娘把红薯塞给一个满脸灰土的小战士：“你们不怕，我们也不怕！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人心，就这么回来了。 战士们热血沸腾，一次次冲锋，和鬼子拼刺刀。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太阳偏西时，第二团队二大队的援军赶到。新四军士气更旺。 日军撑不住了。趁着天黑，丢下几十具尸体，狼狈突围。 追击途中，新四军缴获1挺重机枪、6匹战马、10多支三八式步枪。 战后，张文津向李先念汇报，语气里带着遗憾：“司令，可惜让几十个残敌跑了。” 李先念却笑了：“文津啊，这是咱们在鄂中第一次打鬼子。让他们跑回去几个也好——正好替咱们宣传：新四军，不好惹！” 这一仗，歼敌180余人。   是新四军挺进鄂中后，对日军的首次重大打击。 以前老百姓见鬼子就躲，叫“恐日病”。   这一仗打完，病好了。 消息传开，日伪军闻风丧胆，老百姓奔走相告。   “新四军真敢打！”“他们能守住咱们！” 从此，新四军在鄂中站稳了脚跟。   这一战，赢的不只是战场，更是人心。 而人心，才是抗日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