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初，辽宁队挥师北上，这回法布雷斯所见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他面临的是冬日严寒的考验。“在联赛开始前的两周里，我们在辽宁体院进行了封闭训练，任何人不准外出。所有装备都集中在一起，沈阳是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不过我们是在远离沈城40公里的抚顺进行训练（比赛），因为沈阳还有另一支职业球队，再加上抚顺市迫于球迷的疯狂而为俱乐部增加了预算，从而争取到联赛的几场比赛在它的体育场进行。” 辽宁队的第一场比赛被安排在大连，法布雷斯好奇心大起，“我想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出发时我兴奋异常，但很快我感到了失望。通常是乘坐飞机去异地参赛，但这次我们却是坐客车走高速公路去大连的，途中司机不停地将车停在路边去擦拭风挡玻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得作好抵达时的最坏准备。 然而，恰恰相反，足球的艺术把一桩受难的计划变成意外的发现。我们所到的比赛场地里挤满人群，足有3万观众。草场的质量也相当不错，最让我吃惊的是比赛的水平。大连队的球员们非常优秀，技术过硬，体能准备充足。他们输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术过于天真。战胜这支冠军队伍，这是再好不过的开端。” 此役之后，辽宁队意想不到地在家门口感受到了压力：比赛之前，沈阳基地门外聚集着数万球迷为他们打气儿，比赛当天，抚顺体育场坐了不下25000人的观众，在法国只有马赛、朗斯，人们才会见到这样的场面。 法布雷斯逐渐全身心地投入到足球事业上，不过除此之外，他也需要安个家。“队里有人建议我住在三星级宾馆，我马上接受这一建议。只不过中国宾馆的星级划分标准不同于欧洲，住在那里，我觉得不是很舒适。我一直都在考虑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也过来，只是每隔两三天就有比赛，实在不方便。”尽管他很想念孩子们，尤其是最小的那个，他是在他来中国前出生的。 “第一次失利是在青岛，比赛前一天，许多球迷冲入场地，他们拿场边留给我们的水，克里斯托夫想去要回来，这时人群骚动起来，开始表现出暴力倾向，为了避免冲突我们退回更衣室，在那呆了40分钟。我在法国见过类似场面，不过那多发生在输球的球队身上。” 在这8个月中，法布雷斯对他与沈阳球迷的接触总体来说是满意的：“经常我在街上散步时，他们会同我打招呼，要求我的签名，他们喊着我的名字，那情形颇为有趣，只是我无法与他们沟通。现在我也学会了一些汉语单词，也开始理解我们教练张先生的做事方式，他在中国足坛很有威望。尽管大多数中国俱乐部都聘请外籍教练如南斯拉夫的桑特拉奇等，但辽宁队却很信任张先生的训练方法。” 法布雷斯解说：“张先生对球员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们那样。他十分了解8年来所形成的一切。每天早上我们准时在7点45分集合，他把我们分成两排，就像学校里那样。有一次他为纠正一位队友的错误，像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反思！”——2000年12月《当代体育》 还有人记得他吗？这哥们儿后来成了法国国家队守门员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