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穷书生敲开曾是富商的刘家大门时，被刘夫人赶了出去："你还有没有良心？我们家都落魄成这样了，你还来借钱？" 崇祯十三年，江南大水。太湖水位暴涨，苏州府低洼地带的田地、仓廪、商铺几乎尽数被淹。《苏州府志》里记的是"田庐漂没无算"，落到刘家身上，就是几十万匹棉布泡成了废料，几代人攒下的家底，一场水全冲没了。 刘老爷撑不住，急病死了，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屁股债。 那一年苏州城里垮掉的布商不止刘家一户，类似的大院、类似的债主、类似的结局，吴县志里随便翻翻，能找出数百户人家。 刘家的败，不只是运气差。那个年头，布商的活路靠走南闯北，棉布从苏松一带出发，走陆路卖到华北。可崇祯末年，李自成的队伍席卷中原，北方商道几乎断绝，苏州布商最大的销路就此堵死。 偏偏朝廷还在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商税随之翻倍，本就元气大伤的中小布商，被这几把刀轮流割，能撑住的寥寥无几。 沈砚之知道这些，所以看到刘夫人那身打补丁的粗布衣裳时，心里先软了一截。可他也是真的走投无路。他爹早逝，母亲纺线供他读书，眼下是崇祯年间的秋闱年，三年一次，错过就再等三年。 南直隶的乡试设在南京江南贡院，参考的考生来自苏州、松江、常州、扬州诸府，竞争烈得很，录取名额不过百来个，考生却动辄数千。 沈砚之寒窗十年，这一次若不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熬到下一届。 他去求了蒙师周秀才，把情况说了。 周秀才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从积蓄里掏了十两银子，又把自己一匹旧布当掉，才凑齐二十两，塞到沈砚之手里，说了一句话："人难的时候，谁都会变，但自己那点心别丢。" 这话沈砚之记了很久。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在《晁错论》里写过这句话，放在沈砚之身上，倒也贴切。 他揣着二十两银子，连夜动身去南京，一路住破庙，啃冷饼，到了江南贡院，钻进那间逼仄的号舍，一坐就是三天一场。 乡试三场考下来，最后一场是策论，崇祯末年国事败坏，主考官最看重的也是这一场。言之有物，敢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堆砌辞藻的八股更受赏识。 钱谦益在自己的文字里提过，崇祯年间江南秋闱的主考，对时务策论的要求远比前朝严苛，考的是真见识，不是文字功夫。 放榜那天，沈砚之的名字果然在列。 中举之后，沈砚之没有立刻大摇大摆地回苏州。举人的身份意味着见官不跪、免除徭役，更意味着可以经吏部铨选授任地方官职，从此脱离了那个靠母亲纺线过日子的泥坑。 南京城里来贺喜的官员不少，沈砚之应酬了几日，却一直记挂着两件事：一是周秀才那二十两银子要还，二是刘家的那句话。 他在城南粮铺买了两袋米、一捆柴，又另备了十两银子，才走到刘家那间破院门口。 刘夫人开门看见穿着锦袍的沈砚之，站在原地没动。沈砚之把东西放下，把银子递过去，提了一件事：当年刘老爷送过他一方端砚，说"好好写，将来考个功名"。 那方砚他走投无路时盯着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舍得当掉，带去了南京，搁在号舍的桌角，写完了那篇策论。 刘夫人没说话，眼泪先掉下来了。 这件事后来在苏州传开，有人觉得沈砚之多此一举，也有人说他是真的念旧。但苏州城里那些年垮掉的布商家族，大多没有等来这样一个结尾。 顺治二年清军渡江，江南再度经历动荡，旧日的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几乎全部瓦解，康熙年间商路复苏，重建买卖的已是新一代人。明末那一批大布商的名字，大多只剩下方志里寥寥几行记录。 刘家算是运气好的，遇上了一个没忘旧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