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状元刘春霖被抄家，只因他在抗战时期，守住了读书人的气节 1940年的一个清晨，北平城里来了一队人，直奔刘春霖的旧宅。带头的不是陌生人，是他的同年进士王揖唐。两人同赴过殿试，共读过师门。 王揖唐当时已是伪北平市长，此番登门，开口就说北平需要人，言下之意是请刘春霖出来为维新政府效力。 刘春霖没等王揖唐把话说完，端起茶杯泼了出去。 "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王揖唐没吭声，拂袖而去。第二天，抄家的队伍上门了。书画、字帖、古籍、拓本，连写字台都掀了，地窖里藏的字画也没逃过。 刘春霖就站在院子里，看着宅子被翻成废墟，没说话，只找来一块木板，写下八个字挂在门口"民心如秤，天理昭然。" 一个人能坐到这一步，背后的来路比这八个字要曲折得多。 刘春霖生于同治十一年，直隶肃宁县人，父亲在保定府衙门当差，身份是皂吏，属于旧制度里的"下九流"。 按照清朝规定，皂吏的子孙不得参加科举，须"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换句话说，刘春霖从出生起就被挡在科举的门槛外面。 但他偏偏是个读书的料。三岁识字，五岁能写文章，少年时把自己写的对联拿到集市上卖，竟被抢购一空，"神童"的名头传遍乡里。越是出色，麻烦越多。 他和哥哥刘春堂要去考秀才，肃宁县的名额本就不多，有考生买通了本地廪生胡光签，以刘家父母是皂隶、仆人为由，联合其他廪生扬言罢考，想把兄弟二人挤出局。 这场风波最终没能拦住他，但科举之路依然走得磕磕绊绊。父亲病故要守孝，庚子事变又取消了乡试，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刘春霖才考取举人，已经三十岁了。 光绪三十年，慈禧七十大寿，特设甲辰恩科。会试发榜，谭延闿拿了第一，刘春霖考了第十七，两人都进了殿试。 这次殿试，刘春霖的卷面是标准小楷，一丝不苟，翁同龢批下"楷法冠当世"四字。慈禧看到卷首"刘春霖"三字，"春霖"二字寓意好，加之此前刘春霖曾进宫为慈禧抄写佛经，字迹熟悉，最终钦定为状元。 翌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取士制度就此终结，刘春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后无来者。 中了状元之后，清廷派刘春霖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后，刘春霖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后又辗转在徐世昌、曹锟等人手下任职，做过总统府秘书帮办、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等。 这段岁月里他做过一件让自己懊悔终生的事：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推溥仪复位，史称"丁巳复辟"。刘春霖作为前清遗老，附和了这场闹剧。 复辟仅持续了十二天，段祺瑞率讨逆军反攻，张勋兵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退位。 事后刘春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愧对自己的事"，也正因如此，后来伪满洲国几次派人来请，他装病拒绝，自言"不能一错再错"。 1928年，刘春霖辞去所有职务，退隐北平，此后把精力放在了另一件事上。河北连年受灾，尤其1933年黄河决口之后，难民流离失所。 刘春霖联合段绳武等人发起成立"河北移民协会"，自任理事，两次组织共330余户、超过1100人迁往内蒙古包头，建立"河北新村"，沿途费用由协会发起人垫付。 1934年，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带着一份"诏书"和一盒日本煎茶来到北平，开口就是请刘春霖出任伪满教育总长，附带年薪、宅邸和书写厅。 刘春霖接过茶盒，没有开封，直接扔到院子外，只说了一句话："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郑孝胥登门两次，两次吃闭门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