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成都，空气里弥漫着硝烟与慌乱。张大千在好友张群的帮助下，匆匆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走时，由于机舱受限，他只带了四姨太和年幼的女儿，以及一批珍贵的画作，其余家眷与万贯家财都被留在了身后。 离开大陆之前，张大千的心里就已压着一块大石头。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与考古室主任李济联名上书监察院长于右任，直指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期间剥损文物。 随后，考察团成员向达以真名及笔名"方回"接连发文，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乃至甘肃省参议会状告张大千"为满足私欲，破坏敦煌壁画"。 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专电警告，军统特务突袭搜查，省参议会正式立案。 其实这场官司的起因并不复杂。1940年秋，张大千带着家眷千里迢迢赶赴敦煌，一待就是两年七个月，卖画举债共5000两黄金，临摹出276幅壁画，还整理出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争议在于，为探看内层更古老的画作，张大千确曾揭剥了部分外层壁画，此举遭到学界强烈反弹。1948年省参议会正式提案控告，直到1949年3月，省府才覆函结案，结论是张大千"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案虽了结，流言未散。 这段公案，让张大千此后几十年都没能真正卸下心里那份忐忑。 带着这份隐忧离开故土，张大千并没有就此安定。 1952年年初，张大千决定携14位家眷由香港移居南美，起初落脚阿根廷，因长期居留申请迟迟无法批下来，子女读书、置业均无从着手，只得另觅去处。 1953年，张大千做出定居巴西圣保罗的决定。初到巴西，一家人暂住在慕义镇一位贺姓朋友的农场里。 某天雨后，张大千到附近山坡散步，远眺云天，眼前的景致竟与成都平原颇有几分相似，思乡之情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就在那一刻，张大千决定在此买地建园。 那片地原是一个意大利人的柿子农场，占地15公顷，定价80万巴币，折合约20万美元，首付40万，余款分8年付清。 张大千亲自操刀设计，历时五六年，挖湖筑亭，遍植从各地移来的奇花异木，还豢养了猿、鹤、孔雀等珍禽，完全按中国庭园格局布置，取名"八德园"。 园子建成后，张大千甚至将所在小镇的葡语发音译成"摩诘镇"，以致敬唐代诗人王维。子女在园内说四川话，吃川菜，过中国传统节日。 这座园子，成了张大千在异乡为自己搭起的一方故土。 为了维持这座园子和庞大家族的开销，张大千几乎停不下来。1956年5月，张大千应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偕夫人徐雯波前往巴黎。 期间他先后在卢浮宫举办近作展，在东方博物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两场展览轰动巴黎，法国评论界盛赞张大千的画作与毕加索不相伯仲。 这一比较让张大千动了心思，他托人几经辗转，终于联络上毕加索的秘书，约定赴尼斯港别墅拜访。 1956年7月29日上午，张大千夫妇如约而至。毕加索特意换上了整齐的条纹衬衫，在凌乱的画室里，张大千看到了大量临摹齐白石的习作。 一个在西方享誉盛名的艺术家，竟对中国绘画如此痴迷，这让张大千着实意外。 交谈间，毕加索把一批画商送来的画拿出来请张大千鉴别真伪，张大千从五张画里一眼挑出两张赝品，毕加索连连称赞。临别时，毕加索将《西班牙牧神像》题赠给张大千。 事后张大千画了《双竹图》寄还，题款写道："毕加索老作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 此次会面被西方媒体称为"中西画坛巨子的历史性会见"，两年后，张大千凭借《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称号。 然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张大千始终没有停止望向故土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