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2 月，成都新津机场一片混乱，最后一班撤离台北的军机即将起飞。一张军用机票，比黄金还难换。国画大师张大千只分到三张票，面对一大家人，他含泪留下多数亲人，带着四姨太和一批画走了。 张群时任国民党高层要员，深知张大千手里那批敦煌临摹壁画的分量，才肯在乱局中出手。张大千登门求助时只说了一件事：那批画不能丢。行李箱里没有金银，只有他在敦煌一笔一画临摹下来的78幅壁画。 这批画的来历，要从八年前说起。1941年春，张大千带着家眷、学生和裱工，动用了78辆驴车运载物资，浩浩荡荡奔赴甘肃敦煌。 矿物颜料从西藏运来，画布从青海塔尔寺购置，光是筹备工作就花了数月。到了敦煌，条件远比预想中艰苦。洞窟里光线昏暗，毒蝎横行，众人睡觉时须以被蒙头，夜里常被狼嗥声惊醒。 张大千每日清晨入洞，薄暮才出，或立梯上，或蹲或卧，一手持烛，一手执笔，就这样在壁画前一待就是两年七个月。 张大千在敦煌为309个洞窟编号，成为莫高窟中国编号第一人，临摹历朝历代壁画共276幅，追求原型原色，临本与原作大小比例相同。 1943年临摹工作结束后，这批画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展出，学者陈寅恪看完直称是"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重庆展览购票者排起长龙，全国由此掀起一股"敦煌热"。 然而到了1949年底，这批心血险些就此散失。机场现场，飞机严重超载，机长守在舱口寸步不让。 眼看张大千与那批画上不了机，时任教育部长杭立武恰好赶到，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行李卸下，黄金、衣物、文件一件不留，腾出位置让张大千和壁画登机。 杭立武临别嘱咐：这些是国家瑰宝，务必好好保存，将来交给国家。张大千点头答应，飞机随即升空。 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并未就此安定。他先赴香港，后去印度考察阿旃陀石窟壁画，将其与敦煌壁画对照研究。1953年，张大千决定定居巴西圣保罗。 彼时他在郊外发现一片土地，雨后云天颇似故乡成都平原，便斥资约合20万美元将其买下，用三年时间修出一座中式庭园，取名"八德园"，以儒家伦理中的"八德"命名，寄的是对故国文化的那份执念。 1956年，张大千应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邀请赴巴黎办展，先后在赛那奇博物馆展出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又在卢浮宫东画廊办近作展，两场均引发轰动。 法国媒体将张大千与毕加索并列，张大千由此萌生了登门拜访的念头。然而当时旅法中国画家无一愿意从中牵线，均认为毕加索向来拒人于千里之外。 张大千干脆让翻译直接致电毕加索秘书，几经周折，终于约定会面。 1956年7月29日，张大千夫妇前往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尼斯港的别墅。75岁的毕加索破例换上了正式衬衫和长裤，刮净胡子出门迎客。 午餐后，毕加索捧出五大本画册，说近来对中国画很感兴趣，请张大千指教。翻开一看，全是临摹齐白石花鸟的习作。张大千当场示范了"墨分五色"的运笔之法，毕加索看得入神。 席间，毕加索发出感慨：整个西方都没有艺术，真正的艺术在中国。临别时，毕加索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予张大千，并破例在画旁以英文题写收件人姓名。 张大千回赠一幅《墨竹图》，浓淡双竹，各有情态。这场会面次日即见诸欧美报端，"东张西毕"的说法从此流传开来。 此后十余年，张大千辗转美国加州小城卡梅尔，建起另一座小园"环荜庵"。视力日渐衰退的张大千在此另辟蹊径，创出泼彩山水的新画风，在国际艺坛再度引发关注。 1976年，已年届七旬的张大千回到台湾，在台北郊外亲自设计建造了最后一处居所"摩耶精舍"，前后耗时近三年。 这座园子紧邻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故宫中，正收藏着当年他从成都带出来的那批敦煌临摹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