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伊朗为什么彼此仇恨？从责任划分来看，伊朗的责任更大！ 以色列之所以把伊朗看作头号死敌和生存威胁，双方仇恨的根源是意识形态、地缘博弈、核问题、代理人战争和历史创伤叠加在一起，矛盾无解。 1、政治矛盾不可调和。 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巴列维王朝亲美亲以，与以色列在军事、情报领域密切合作；革命后，霍梅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将以色列视为“小撒旦”“伊斯兰土地上的外来毒瘤”，公开主张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将这一立场定为国家意识形态。 霍梅尼需要依靠反美反以确立政权合法性，加之什叶派在中东处于弱势孤立地位，伊朗便以“消灭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为旗号，争取伊斯兰世界支持。 面对美国、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的围堵，伊朗长期扶持武装力量包围以色列，再加上本国政教合一的体制，反以被上升为宗教使命，妥协就会动摇统治根基，因此始终坚持极端反以立场。 以色列作为全球唯一犹太国家，自身生存权被直接否定，再加上犹太民族曾遭遇大屠杀的历史创伤，对这种灭国级威胁格外敏感。 2、核问题，这是以色列的安全红线。 伊朗不断推进铀浓缩和核计划，以色列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认定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会直接威胁自身生存，因此多次暗杀伊朗核科学家、空袭核设施、推动国际制裁，甚至表态不惜单独发动军事行动阻止伊朗拥核。 3、长期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长期为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叙利亚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在以色列周边多条战线牵制、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则频繁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空袭伊朗军事目标、暗杀伊朗军官，双方的“影子战争”近年来不断公开化，甚至出现导弹互相攻击的局面。 4、地缘和地区霸权的争夺。 伊朗希望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和旗帜，企图在中东一言九鼎，需要向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而以色列则全力遏制伊朗扩张，维持自身军事优势，保障本土和边境安全。 5、双方都有不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明文法律。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就已经通过多部法律对以色列采取敌对立场。当年颁布的宪法明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伊朗还依据刑法、国家安全法，将与以色列合作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同时通过出入境、经贸禁令，全面禁止和以色列的任何往来。2020年，伊朗通过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敌对行动法》，把之前分散的反以政策整合成一部专门法律，进一步用最严格的刑事处罚，固化了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 以色列只有针对伊朗核问题、恐怖组织的制裁和国防授权，法律上不禁止普通民间接触，也没有把“消灭伊朗、敌视伊朗”定为国策。 伊朗和以色列最终形成了难以解开的政治死结：对伊朗而言，敌视以色列是作为“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的核心精神，妥协等于自我否定，缺乏退让空间；而对以色列来说，遏制伊朗才能维护国家安全，退让会被视为背叛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内塔尼亚胡于2026年3月19日明确说：“我已新增第三个战争目标：为伊朗人民推翻这个压迫他们近50年的残暴专制政权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伊朗的目标是“消灭以色列”，以色列的目标是阻止伊朗拥核并清除周边的伊朗威胁，两国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安全全面对立，仇恨难以化解。所以说，从责任划分来看，伊朗的责任更大！ 当然，尽管伊朗和以色列四十多年来苦大仇深，但是一直有私下接触、秘密沟通、甚至“临时默契”，只是从来没有公开和谈、也没达成过任何正式和解。 一、19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的秘密合作 伊朗和以色列公开骂战、断交，但私下通过第三方（美国、欧洲商人）做军火、情报、石油交易。 最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以色列把美国武器卖给伊朗，换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美国再补以色列库存。 原因在于，当年两国的共同敌人是伊拉克萨达姆，双方都需要对方的资源（伊朗要武器、以色列要石油+牵制伊拉克）。 二、两伊战争结束后伊以冷战就开始了，一直到2020年苏莱曼尼事件。最近6年公开热战，但秘密对话从未断过。 摩萨德（情报）和伊朗革命卫队：长期有间接沟通渠道（瑞士、土耳其、卡塔尔、俄罗斯等），用于人质交换、避免误判、临时停火。 核问题谈判：2003—2015年伊核谈判期间，以色列和伊朗通过欧洲或美国间接沟通，但以色列始终强硬反对任何协议。 近年临时默契：2024年底，以色列通过俄罗斯传话伊朗，互不先发制人攻击，以便以色列集中打真主党；伊朗也同意。 多次暗杀或空袭后，双方很快会通过渠道“降温”，避免全面开战。虽然意识形态死结无解，但是现实利益需要“有限接触”，其实内心都不愿意玉石俱焚。而这些正是国际关系的玄妙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