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杨振宁顶着骂名反对建造预算高达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激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气的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就要落后30年！ 2012年的2000亿，放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当年中国全年财政科技支出也就4000多亿，这一个对撞机项目就要占去一半，相当于把全国近半数的科研经费都砸在一个项目上。 杨振宁心里清楚，这钱花出去，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投入，欧洲那台大型强子对撞机，建的时候花了132.5亿美元，每年维护就要近10亿欧元，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70多亿，中国要是建了，每年的维护费恐怕也得是个天文数字，这还不算科研人员的薪资、实验耗材等额外开支。他顶着骂名反对，不是不重视基础科学，而是觉得当时的中国，还没到能承担这种“烧钱项目”的地步。 当时的中国，在很多基础科研领域还处于追赶阶段，芯片、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都急需资金扶持，2012年中国芯片进口额就已经突破2000亿美元，比建造对撞机的预算还高，却只能依赖进口。 杨振宁觉得，与其把2000亿砸在一个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的对撞机上，不如投入到这些能快速提升国家实力、贴近民生的领域，毕竟基础科学的突破从来不是靠一台设备就能实现的，需要循序渐进的积累。他见过太多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知道这笔钱如果用在刀刃上，能扶持起无数个基础科研项目，培养更多科研人才。 王贻芳的愤怒也绝非一时冲动，作为中科院院士，他深耕高能物理领域多年，太清楚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短板。 2012年，他带领团队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取得重大突破，测出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置信度达到5.2个标准差，这是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之一，可即便如此，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话语权依然很弱。 当时全球高能物理领域的核心实验，几乎都依赖欧美国家的对撞机，中国科研人员想要参与，只能依附于别人的设备，很多实验想法根本无法自主实现。 欧洲那台对撞机当时已经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的迹象，引领着全球高能物理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连一台属于自己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都没有，2012年高能所发表的高能物理论文，虽然数量有所增长，但大多是参与国际合作的成果，核心技术和实验设备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王贻芳心里急，他知道高能物理领域的竞争不等人，日本、美国、法国都在推进相关实验，中国如果不跟上，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他说的落后30年，可不是随口说说，而是基于当时的科研差距得出的结论，没有自己的对撞机，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至少要花30年才能追上欧美的步伐。 当时很多人骂杨振宁保守，觉得他阻碍中国科技发展，可没人想过，他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比谁都懂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反对的不是建造对撞机本身，而是反对在不合适的时机，投入巨额资金去建一个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的项目。 王贻芳的坚持，也不是盲目冲动，而是作为科研工作者，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迫切期待，他太想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拥有话语权，不再依附于别人。 两人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为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只是站的角度不同，一个着眼于国家整体发展的现实，一个专注于具体科研领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