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阵亡91万，法国阵亡124万，沙俄阵亡170万，德国阵亡177万，欧洲整整一代“贵族青年”损耗殆尽，英法两国从此走向衰弱，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
1918年比利时，一只乌鸦落在锈迹斑斑的头盔上，啄着里面凝固的暗红。远处教堂的钟敲了十一下，声音嘶哑，像在数着地里的尸体。

五个月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们还在草坪上争论诗歌，现在他们的佩剑锈在泥泞里。牛津郡的庄园主家三兄弟，老大的怀表停在索姆河战役的黎明，老二的领结挂在铁丝网 上，老三的眼镜片碎在凡尔登的弹坑里。这些曾骑着马在猎场追逐狐狸的贵族青年，最终都成了战壕里的泥浆。

巴黎郊外的城堡，伯爵夫人每天擦拭着三个儿子的肖像。长子的军装熨得笔挺，胸前别着刚获的勋章，那是他牺牲前一周寄来的；次子的照片里还带着稚气，手里攥着橄榄球，他在马恩河冲锋时被流弹击中；小儿子最像母亲，喜欢画画，最后一封家信里画着战壕里的野花，说等胜利了要把它画成油画。现在，这些肖像旁多了三面国旗，风一吹就簌簌作响，像在呜咽。

圣彼得堡的冬宫，曾经的舞会大厅落满灰尘。沙俄的贵族军官们死在了东普鲁士的雪原上，他们的貂皮大衣被冻成硬壳，勋章上的宝石在雪地里闪着冷光。农民出身的士兵看不懂那些复杂的纹章，只知道跟着军官冲锋，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雪地里的血迹冻成了红色的冰。

柏林的皇宫里，威廉二世的望远镜早已蒙上灰。他曾站在阳台上喊着“光荣属于德意志”，现在却看着参谋部送来的战报发呆——177万个名字，足够填满整个勃兰登堡门。那些戴着单片眼镜、说着拉丁语的贵族青年，那些在海德堡大学辩论的学生，都成了统计数字里的“阵亡”。

停战协议签订那天，伦敦的教堂敲了整整一天的钟，却没人笑得出来。街上的姑娘们举着花，可她们等的人永远回不来了。法国的面包房里，老板娘把刚出炉的长棍面包递给穿军装的士兵，却发现对方胸前的勋章和自己儿子的一样。

战败的德国街头，老兵们拄着拐杖互相搀扶，他们的袖口空荡荡的，谈论着曾经的啤酒馆和大学时光。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站在窗前，看着运河里的落叶，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他和表兄英王乔治五世在游艇上比赛划船，那时的水是蓝的，风里没有火药味。

欧洲的贵族们翻开家谱，一页页都是空白。那些用金线绣着的族徽，从此少了继承人；那些在沙龙里演奏的小提琴，弦断了没人再续。英法的殖民地还在，却再也找不出能治理它们的青年才俊，只能看着国旗慢慢降下。

乌鸦飞走了，留下头盔在麦田里摇晃。春天下雨时，炮弹壳里积了水，倒映着破碎的天空——那代贵族青年，终究没能等到他们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