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著名女作家沉樱正怀3胎时，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了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沉樱三十多岁，腹中已孕，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她拿着那份登在报纸上的结婚启事，把纸叠了又叠，然后走了。没有质问，没有眼泪，只留下桌上那张字条，上面是她亲笔写的八个字：我们永不再见。 但这段婚姻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只因为甘少苏。 时间要回到1931年。那时沉樱已结过一次婚，前夫马彦祥是名门之后、复旦才俊，两人因排演话剧相识，才子佳人，看着体面，内里却没几年便离散了。 离婚后，沉樱迁居北平，常去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就在那里，她碰见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梁宗岱。 那年梁宗岱二十八岁，是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在欧洲游学七年，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与瓦莱里、罗曼·罗兰都有深交。 瓦莱里曾亲口说过，梁宗岱是他见过的第一个谈诗能让他感到真正热情的中国人。这样的人站在沉樱面前，确实难以让她无动于衷。 两人开始来往，感情升温，但梁宗岱当时并非自由之身。留学前家里给他包办过一门婚事，原配妻子何氏后来到北平找上门来，这事很快上了报纸。 胡适作为何氏一方的代表出面交涉，1932年便代何氏去信梁宗岱提出离婚条件，对方只要五千五百元。梁宗岱拖着不理，官司拖了两年，最后判下来花了七千多元，名誉也大受损失。 1934年，胡适重掌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后，直接将梁宗岱从续聘名单里划掉，梁宗岱由此失业。 一个本可以继续风光的教授，就这样被赶出了北大。 失了职位的梁宗岱索性带着沉樱去了日本，同居于叶山一处面海的小屋。那段日子，梁宗岱专心翻译，沉樱陪在身边，两人去海边散步，把捉来的小蟹养在鱼缸里。 巴金去拜访他们时，亲眼目睹了那种安静的幸福，后来还专门写过：在松林中的安静生活里，他们夫妇沉醉其中。1935年，二人从日本回国正式完婚，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婚后梁宗岱到南开大学任教，沉樱继续写作。 1937年，长女出生，家务压身，沉樱的创作节奏被迫慢下来。 她曾在信里对好友诉说："天天为换佣人操心，难得一刻清静，又加身体不好，文章的事虽时刻惦记，但几次勉强去写，身心都不允许写下去。" 梁宗岱不是不知道沉樱的挣扎，但他骨子里认定女人就该相夫教子，妻子搁下笔专心照料家庭，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两个个性都极强的人，就这样在锅碗瓢盆里磨损着彼此的耐心，争执渐渐成了日常。 1942年，梁宗岱父丧，返回广西百色老家，在戏园里见到了粤剧花旦甘少苏。甘少苏自幼身世飘零，梁宗岱一腔诗人的侠义之气上来，掷出三万大洋为其赎身，随后便登报宣布与甘少苏结婚。 那张报纸，正好送到了怀胎在身的沉樱手里。 沉樱没有哭闹，收拾行装，带着两个女儿离开。梁宗岱大约没想到她走得这样决绝，还说出了那句日后让人寒心的话：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这一别，是真的永别。沉樱后来赴台，在苗栗县一所中学教书，靠薪水养活三个孩子。 教书之余，她开始翻译欧美文学，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经她译出后，在台湾一年内印了十次，销量超过十万册。 一个独自抚养三子、在偏远县城教书的女人，凭一支笔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这条路，走得比留在梁宗岱身边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