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死也不道歉！”2019年一名乡镇执教19年的优秀教师，在亲吻过自己的一双儿女后，独自一人冒着濛濛细雨来到长江大桥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019年冬的一个清晨，安徽铜陵长江大桥的监控画面中，一名男子三次紧握钢筋，似在挣扎，却又三次缓缓松开手，那动作里满是纠结。 这人叫陈超，当时才39岁，在安徽铜陵郊区的一个乡村小学当了19年班主任。他不是那种混日子的老师，是镇上连续多年的“优秀教师”，还拿过市级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平时在学校，他是学生眼里的“超哥”，语文教得好，还自带一副篮球身手，班里的学生没人不喜欢他。 谁能想到，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堂被他认为“没讲好”的公开课。2019年11月，区里组织教学观摩，他作为骨干代表全校上课。课上完，评委给的评价不错，但在课后评议会上，有个教研员说了句：“课堂节奏稍微慢了点，学生互动没完全带起来。” 就这句批评，陈超当晚彻底失眠了。 他不是玻璃心，是这19年的执教生涯，让他对“优秀”二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执念。从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到带毕业班的骨干教师，他没少熬夜备课，甚至为了辅导留守儿童，把家安在学校宿舍。妻子在镇上的超市上班，一双儿女一个8岁、一个6岁，都靠他下班后照顾。他总跟妻子说：“咱们农村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我不能误了他们。” 这次公开课的瑕疵，在他心里被无限放大。他开始反复回放上课录像，逐字逐句抠自己的教态、语速，越想越觉得自己“失败”。没过几天，学校又要他提交一份教学反思总结，他在电脑前熬了整整三天，写了改、改了写，最后还是删掉了大半。妻子看他状态不对，劝他：“不就是个课吗？你平时教得那么好，大家都认可。” 他却摇头：“我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学校的招牌负责。” 压垮他的，还有一笔说不清的“绩效”纠纷。那年年底，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出来，他的名次比同组的另一位老师低了两位。他去找校长理论，理由是自己带的班级平均分更高，还拿了公开课奖项。校长面露难色，说这是综合评分，还要看考勤、教研成果等。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不欢而散。陈超回到办公室，把桌上的教案一合，半天没说话。 他不是没考虑过道歉。妻子劝他：“你就跟教研员认个错，跟校长服个软，事儿不就过去了？” 他却红着眼眶说：“我没错，我没做错。公开课我按流程走了，绩效我凭实力拿的。我道歉，不是承认错误，是向这些莫须有的指责低头。我宁死，也不能丢了这份骨气。” 这句话，成了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 事发前一天，他像往常一样送儿女上学，给妻子做了晚饭，还把家里的水电费都交好了。晚上，他在朋友圈发了最后一条动态：“孩子们，爸爸爱你们。” 妻子看到后，给他发消息问怎么了，他没回。第二天一早，他亲吻熟睡的儿女时，动作比平时久了些，然后拿起雨伞，走进了濛濛细雨里。 监控里那三次紧握钢筋的动作，每一次都藏着他的挣扎。第一次，他或许还抱有一丝希望，盼着有人能拉他一把；第二次，他想起了家里的孩子，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第三次，他彻底断了念想，松开手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可能还是那句“宁死不道歉”。 陈超的悲剧，不是个例。基层教师的压力，从来不止是教学。评职称、迎检查、应付各种非教学任务，再加上家长的期待、社会的评价，像一座座大山压在身上。很多人只看到教师的稳定，却没看到他们背后的委屈。他用生命捍卫的尊严，不该被忽视。 更让人痛心的是，他的离世，让原本和睦的家庭彻底破碎。妻子后来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抽屉里装满了获奖证书，还有给孩子买的绘本，每一本都写着日期。他不是不爱生活，是太想把生活过好，太想做一个合格的老师、合格的父亲。 陈超走后，当地教育部门介入调查，最终认定他的绩效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给家属作出了相应补偿。但再多的补偿，也换不回一条鲜活的生命，弥补不了孩子失去父亲的痛苦。这件事也给所有教育工作者提了个醒：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多一份关怀，少一份指责，或许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