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宏被捕，供出了陈毅，敌人设计诱骗陈毅下山。陈毅下山时，因口渴向少妇讨水喝，谁知少妇一句话，竟救了他一命！ 1937年的春天，一个看似天大的“好消息”传到了梅岭斋坑的密林里。一封由地下交通员转交来的密信送到了陈毅手中，写信人是打入敌人内部做兵运工作的陈宏。信上说得言之凿凿：中共中央终于派人来了，带来了极其重要的指示，约主要负责同志赶紧到大余县城的饭店接头。 看到这封信，陈毅的心情可以说是激动到了极点。这就好比走失多年的孩子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但在这份狂喜之下，陈毅依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冷静。 他心里犯起了嘀咕：陈宏刚去敌军阵营没多久，怎么会这么巧就接到了中央的人？ 可话又说回来，万一是真的呢？如果错过了这次接头，游击队可能又要陷入漫长无期的孤立无援中。经过反复权衡，陈毅拍板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亲自下山走一趟！他带着区委书记黄赞龙，换上便装，顺着崎岖的山路直奔大余县城。 这一路走得口干舌燥，到了大余县城边缘，陈毅为了稳妥起见，没有直接去信里指定的那个饭店，而是决定先去陈宏的家里探探虚实。 刚走进陈宏家的院子，他们就看到一个农妇正低着头在搓洗衣物。陈毅猜测这应该就是陈宏的妻子。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毅装作过路的行商，上前讨口水喝，随后黄赞龙便看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嫂子，陈宏在家吗？” 那位妇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神气十足且带着几分傲慢，用一口纯正的当地方言随口回了一句：“到团部去了！” 恰恰就是这五个字，成了整场事件中最不可思议的转折点。 陈毅是四川人，对赣南方言本就不太熟悉。在嘈杂的环境和口音的干扰下，他竟然把“团部”听成了发音极其相似的“糖铺”！妇人本意是说陈宏去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部，但在陈毅的耳朵里，却变成了陈宏去了“大余城内的广启安糖铺”。 大家要知道，“广启安糖铺”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店，那是红军游击队设在大余城内的核心地下交通站，是绝密中的绝密。 按常人的逻辑，听到自己人去了自己人的秘密联络点，肯定会觉得没问题，直接找过去就行了。但陈毅可不是常人，他是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的地下工作老手。在听到“糖铺”这两个字的一瞬间，他脑海里的警报器直接拉响了。 他在心里迅速盘算：地下工作有着极其严苛的铁律，单线联系，严守机密。陈宏作为一个交通员，怎么可能把游击队最高级别的秘密联络点，如此随口就告诉了自己的老婆？而且这位家属居然还能如此轻易地对陌生人脱口而出？这完全违背了常理！唯一的解释就是——陈宏已经叛变，这个所谓的“糖铺”联络点已经彻底暴露，那封信绝对是个诱饵！ 你看，这表面上看是口音导致的一场误会，实则完全是陈毅深厚的革命素养和严明的纪律意识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惊出一身冷汗的陈毅，立马和黄赞龙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连水都没喝完，转身就走。为了验证心里的猜想，他们冒险悄悄绕到了广启安糖铺附近的一家小茶馆里观察。果不其然，糖铺周围全是一些贼眉鼠眼的便衣，里面甚至还有国民党大兵在翻箱倒柜。没过多久，一位从糖铺里侥幸逃出来的自己人发现了陈毅，凑到他耳边低声急呼：“陈宏叛变了！这些兵就是他带来的，城里马上要戒严，快走！” 彻底印证了猜想后，陈毅和黄赞龙立刻分开行动，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硬是赶在敌人全面封锁前，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哨卡，逃出了大余县城。 不过，这场生死考验到这里仅仅是个开始。陈毅在潜回梅岭驻地斋坑的半路上，迎面就撞上了一队正在搜山的国民党士兵。当时陈宏正带着大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一旦被陈宏赶上，陈毅的身份就会立刻大白于天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毅镇定自若地伪装成进城买茶叶的教书先生。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和强行要他带路的无理要求，他一边周旋，一边找准机会，借口肚子痛要上厕所。等进了路边的茅房，他直接破开一个大窟窿，一个猛子扎进了茫茫林海里。 气急败坏的敌人发现上当后，调集了重兵将梅山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丧心病狂地放火烧山。在长达二十多天的围困里，陈毅和战友们藏在半山腰的岩洞中，靠着野菜和树皮硬扛。最绝望的时候，一场倾盆大雨奇迹般地浇灭了漫山大火，陈毅幽默地感叹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也就是在那段随时准备牺牲的极限环境里，陈毅元帅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绝笔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今天读起这首诗，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透纸背的冲天豪情。身处十死无生的绝境，心里装的依然是十万旌旗斩阎罗的壮志，这种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是我们面对生活逆境时最好的强心剂。 几个月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陈毅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曙光，走出了那片浸透了鲜血的梅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