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军统内部有人死咬李时雨是"共谍"，戴笠看完密报却扑哧一笑："他？绝不可能！"谁知这声看似轻蔑的大笑背后，竟藏着我党最惊险的"潜伏"传奇。 李时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不过是国立北京法政大学里一个普通的法律系学生。后来按党组织安排，先后打入东北军西安"剿总"第四处，再到天津高等法院任检察官。 天津沦陷后，日军在各要道布下严密封锁，李时雨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偏偏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三箱电台。 1937年，党组织急需将从英法租界采购的一批电台设备秘密转移出天津。"法国桥"是当时租界出口唯一通道，日本军警守得密不透风。 李时雨想了个法子，去伪高等法院院长家里，以"想充充面子"为由，借了院长的私家轿车去车站"接妻子"。轿车一开，日本军警根本没往深处想，前两箱顺顺当当过了桥。 到第三箱，车没法再借了，李时雨只得雇了辆人力三轮。三轮到了法国桥，不能上桥，他索性提着箱子，一手握着通行证，混在人群里昂首阔步走过去，硬是让守桥的日本兵以为这不过是个普通行李。 三箱电台，就这样全部安全转移。 1939年8月，汪精卫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李时雨以代表身份全程参会，将会议内容一字不漏地向中共北方分局做了汇报。 正因这次表现，汪精卫对他刮目相看。同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亲自接见了李时雨，交谈中竟亲口透露了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属的《秘密谅解事项》。 这份文件是汪伪核心层极少数人才能接触到的最高机密，里面涉及大量领土、军事、经济利权的出卖条款。李时雨当即将所有内容记下，转交中共北方分局，党中央由此掌握了汪精卫集团卖国内幕的第一手证据。 此后，李时雨在汪伪体制内扶摇直上。1940年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出任立法院院长，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渐渐成了陈公博倚重的心腹。 1941年，陈公博兼任上海伪市长后，又把李时雨带去担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授少将军衔。1942年5月，李时雨再迁军法处处长，同年还兼任汪伪"全国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 这个"第四处处长"的头衔，让他得以直接接触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军政部联合制定的作战计划。 1942年12月，日伪针对苏中、苏南新四军根据地的春季"清乡"计划出炉，详列了扫荡时间、行军路线与兵力部署。 李时雨以职务之便取得这份文件，秘密送往新四军军部。陈毅接报后，提前重新部署，令日伪首轮"清乡"计划完全落空。陈毅事后说，李时雨送来的情报，抵得上新四军平白多了一个师的兵力。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陈公博接掌伪政权，周佛海升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上任后大幅清洗陈公博旧部，但偏偏留下了李时雨，令其继续担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正是趁着这段权力交替的空窗，李时雨又办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 他的大学同学、地下工作者范纪曼找到李时雨，要从提篮桥监狱救出被捕的李一鸣和杨树田两名同志。李时雨判断，日军撤退、国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上海的短暂真空期，是行动的最佳窗口。 两人商定，由范纪曼假扮从重庆空降上海的国民党少将军官，李时雨以伪政府要员身份从旁背书，一同去监狱要人。 提篮桥监狱典狱长沈冠三早就与李时雨相熟，素来既爱攀高枝又胆小怕事，这出双簧一演，两名同志就这样不动一枪一弹，从敌人的监狱里走了出来。 这些事，戴笠至死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