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女会计带着全厂16000元工资神秘消失，杳无音讯！直到21年后，才知她被封在了水泥地中。 1963年的张家口，一个普通工厂的账目室里，三十岁的女会计李杨每个月都要做同一件事，去银行取出全厂工人的工资，再一笔一笔发到每个人手里。 这份工作说不上体面，但责任不轻。当年城镇工人的月薪大多在三四十元上下，一个厂几百号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就是一笔旁人难以想象的数目。 那一年11月，李杨从银行取出的数字是一万六千元。 放在今天，这个数字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3年，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要卖一百六十元，一块上海牌手表要卖一百二十元，猪肉七八毛钱一斤。 一万六千元，够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攒上三十多年。就是这样一笔钱，装进了李杨那个半旧的手提包，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视野里。 李杨失踪之后，她的丈夫冯治第一个慌了神。家里的饭菜热了又凉，等来的不是妻子，而是一拨又一拨上门讨工资的工人。 冯治随即报警，警方展开调查，却只问出一条线索：有人看见李杨走出银行后，与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攀谈，随后两人同向而行，之后再无踪迹。 就这么一句话，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 1963年的中国刑侦条件，远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的。DNA鉴定技术要到1984年才由英国遗传学家Alec Jeffreys首次开发出来，中国公安系统大规模应用更要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当时破案靠的是现场勘查、证人口述和嫌疑人口供，一旦凶手藏得深、现场被破坏，警方几乎无从下手。何况没过几年，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公安系统大受冲击，大量未结案件就此搁置。李 杨案，就这样沉进了岁月里。 案子没破，可冯治的日子却没法过了。 没有人能在法律上宣告他无罪，因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中国根本没有正式的刑事诉讼法典，"疑罪从无"这几个字，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制度支撑。 警方没有证据起诉冯治，却也没有任何程序替他正名。于是他就那样悬在空中，不是嫌疑人，也不是无辜者，只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 邻居见了他绕道走，背后的议论他听得一清二楚。但冯治没有搬走，也没有改嫁，就守着那个家，仿佛李杨只是出了一趟很远的门。 在那个单位制度和居委会管理无所不在的年代，一个人的"档案"里一旦沾上嫌疑二字，工作、子女、日常生活都会受到牵连。冯治的沉默与坚守，外人看来像是心虚，他自己却别无选择。 时间走到1984年6月，河北张家口一处旧平房区正在拆除，施工队的铁镐碰上了硬物。 刨开浮土和碎裂的水泥块，一截惨白的骨骼露了出来。公安人员封锁现场，继续挖掘，骸骨旁找到一个几乎朽烂的黑色手提包，和一双式样老旧的女士皮鞋。 二十一年前的李杨失踪案，档案被重新翻了出来。 调查随即指向了这处院子的原主人乔世凯。此人有贪污前科，失业后家境一落千丈，正是1960年代初大批城镇职工被精简下放浪潮中的一员。 然而警方上门时，乔世凯已在不久前服毒身亡。这个时间点太过微妙，侦查方向就此锁定。 乔世凯的妻子张葆珍被带走问话。这个年老的妇人起初言语支吾，但证据摆在眼前，审讯压力之下，张葆珍最终开了口。 二十一年前，张葆珍在百货大楼鞋店做售货员，李杨是那里的熟客。两人以老乡相识，很快以姐妹相称。李杨心思单纯，闲谈中说起自己的工作，说每月固定去银行取款发薪，数目不小。 乔世凯夫妇当时正为生计发愁，李杨无意中透露的这条规律，让两个走投无路的人动了歪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