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娄山关，一名身中六弹的营长被留贵州，十五年后一封信寄到军区：我没死！ 1935年2月，这道关隘卡在遵义与桐梓之间，海拔一千四百多米，山路窄得两人并行都费劲。就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刚刚在遵义开完那场后来改变历史走向的会议，而现在，红三军团要用刺刀和血，把北撤的通道从黔军手里抢回来。 彭德怀坐镇指挥，各团分头猛攻。2月25日，枪声在山谷里滚动，经久不散。 红三军团第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带着突击队往黑神庙的敌军指挥所摸。那一带地形全是乱石，坡陡风大，子弹从几个方向同时飞过来。 孔宪权记不清是第几波冲锋时，胯骨位置猛地一热，整个人就栽倒了。卫生员赶过来，脸色沉了下去。骨头碎了，伤口里还嵌着弹片，腿是保不住原样了。 这一仗，红军打赢了。娄山关被攻克，黔军两个师被歼，毛泽东后来为此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收入《忆秦娥·娄山关》。可那时孔宪权躺在门板上，什么都不知道。 部队没法带他走。组织凑了三百多块银元，把孔宪权托付给附近一个姓宋的乡绅，叮嘱好生照料，然后在雾气里消失了。 孔宪权在那块门板上躺了将近二十个月，起身时左腿已经比右腿短了十厘米。 他不敢打听部队的下落，怕暴露，也怕听到坏消息。改了名字，先做货郎，挑着针线和糖块走村串寨；后来学会砌灶补瓦，人送外号"跛子瓦匠"。旧军装压在箱底，每年夏天拿出来晒一次，折好，再压回去。 这一晃，就是十五年。 1950年春，遵义山区还带着寒气。孔宪权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两个名字：杨勇、苏振华，时任贵州军区正副司令。 这两个人，孔宪权认识。 杨勇，湖南浏阳人，1930年入党参军，娄山关那年在红三军团第十一团任政委，和孔宪权是同一个军团体系的战友。苏振华，湖南平江人，同样是红三军团的老人 杨勇和苏振华接到信，都愣了一下，随即派人核查。消息很快确认：就是娄山关那个失踪的参谋，没死，在遵义做瓦匠。党籍恢复，安排孔宪权出任副区长。 孔宪权去报到那天，在政府楼前站了一会儿，拽了拽洗得发白的衣领，拄着拐杖进去了。 归队两年后，1952年，上级找孔宪权谈话，说要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问他愿不愿意牵头。理由说得很直接：老红军，在这里生活了多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孔宪权接下来了。 遵义会议旧址是老城子尹路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原来是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公馆，1935年1月那场会议就在这里开。 建筑还在，但什么都没有。没有文物，没有档案，几乎要从零开始。 孔宪权拖着残腿，带着工作人员往娄山关、青杠坡、土城这些地方跑。老乡家里一只破搪瓷缸，屋檐下一盏锈马灯，只要跟红军沾边，孔宪权都想办法收回来。 有时为了核实一段行军路线，在山里转三天，夜里睡老乡柴房，腿疼睡不着，就盯着窗外的星。他还多次联系当年参会的老同志，比如曾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逐一核对史实细节，不敢有丝毫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