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挺好。
美国的治理问题也有很明显的制度性，这套起于北意大利的模式更适合存在于领土帝国缝隙之间的中小型共同体。
这种模式可以被看做能量密度很高的中小型实体，其本身基层治理基本靠社会自治，而社会自治的能力依赖于社区能不能通过一种区域性经济体系获得超额利润。
对于当时的威尼斯、热那亚、荷兰来说，基层治理问题不大，因为他们很小，只需要地区性贸易体系（如地中海或者北大西洋）和定向供应但不拥有权利的生产性腹地，获得超额利润是可以被一支小规模但精锐的武装力量保障的，超额利润可以很容易被分配到人数有限的公民身上。
这些中小型商业共同体也是高度唯利是图的，威尼斯都可以一边和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做生意，一边劫掠君士坦丁堡教友了。
但是如果政治实体变大，分配就变得困难。超大规模政治实体的再分配需要依靠庞大的行政机器、还要有一套明确的意识形态可以完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价值排序。
这两个要求对于商业组织或资产阶级完全把持的政权来说相当困难。商人本能地很讨厌被道义和规范约束，同时也不愿意承担利润分配而更愿意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没有一定国家意志施压和塑造，这是不行的。
所以，一个弱国家+社会自治的结构不适合超大规模共同体。美国其实在组织上不是弱国家，其行政架构比我们还要庞大，但由于选举的存在，美国精英日益依赖于资本，越来越短视，加上反共意识形态在冷战中被高度强化，资本逐步攫取了国家权力，并导致现在这个样子。
国家太强市场太弱没有效率，但资本自由发展同样导致秩序的崩塌。美国的案例是让人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