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火车站，一个卷发女郎，刚下黄包车，付车费时，身上却掉下一把手枪，车夫吓得大喊：“是特务，她带枪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呼尚未消散，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密令已悄然抵达华北。 他深知北平是新中国的门面，绝不能让这座千年古都安稳过渡，于是亲自部署华北特别行动组，将27名经过军统专业训练的特务潜伏在城区角落。 这些特务的任务清单触目惊心，刺探党政军情报、破坏交通通讯设施、暗杀南下干部，甚至妄图在开国大典时制造混乱。 此时的北平市公安局刚组建，警力不足百人，装备只有几支老旧手枪，却要守护百万市民的安全。 怎么办？新政权给出的答案是群众路线，发动工人、车夫、小贩组成治安联防队，让每个普通百姓都成为移动哨卡。 正如老话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条人民防线，成了潜伏特务最害怕的照妖镜。 李绍山是毛人凤点名的王牌。 这个31岁的河北汉子，早年加入军统，接受过三年特工训练，精通伪装、射击、密码破译，连毛人凤都夸他比女人还像女人。 北平解放前夕，他接到密令，男扮女装潜伏，等待时机执行破坏任务。 为了混过火车站的盘查，李绍山煞费苦心。 他戴上当时最时髦的波浪卷发套，用厚重脂粉遮盖男性轮廓，穿上深色绸缎旗袍，脚踩高跟鞋，连说话的语调都模仿北平小媳妇的柔声细气。 他甚至提前三个月体验生活，在胡同里观察女性走路姿势，练习用兰花指捏手帕，连车夫都以为他是哪家太太出门买菜。 1949年4月，李绍山接到任务，前往前门火车站，与潜伏特务接头，传递天安门、新华门的布防密件。 他特意选了黄包车代步，想借人流掩护降低可疑度，却不知，这辆车的车夫王福生，正是街道治安联防队的积极分子。 当黄包车停在火车站前，李绍山摸出几枚铜板付车费时，意外发生了！ 他背着的女式挎包搭扣因剧烈晃动突然松开，藏在夹层里的勃朗宁手枪哐当一声掉在青石板上。 金属碰撞的脆响，在嘈杂的车站格外刺耳。 拉车的王福生低头瞥见，心里咯噔一下。 这年头，普通妇女谁会带枪？ 他想起派出所宣传的识别特务口诀，男扮女装、行踪诡秘、携带违禁品，立刻断定眼前这女郎有问题。 没有丝毫犹豫，王福生扯着嗓子大喊：“抓特务！这人带枪了！” 这一嗓子像捅了马蜂窝。 周围的行商、旅客瞬间围拢，几个年轻小伙子抄起扁担、木棍堵住去路。 正在车站执勤的公安干警和民兵听到呼喊，立刻从岗亭冲出，形成合围之势。 李绍山这才慌了神，一把扯掉卷发套，露出寸头，踢掉高跟鞋，伸手就去捡地上的枪。 公安干警的动作比他更快：“不许动！” 三名干警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死死按住双手。 搜查随即展开，从旗袍夹层搜出密信和微型密码本，从挎包夹层找到电台零件，人证物证俱全。 这个卷发女郎，终于露出了李绍山的真面目。 被押回北平市公安局审讯室，李绍山起初还想抵赖，直到干警出示他掉落的枪和密信，才彻底崩溃。 他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所属的华北特别行动组共有27人，组长由原军统华北区行动处长担任，潜伏在电报局、粮店、医院等关键岗位。 他们的计划是在1949年下半年大干一场，炸毁西直门铁路桥、破坏新华门电话线、暗杀南下干部，甚至打算在开国大典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 李绍山的落网，只是北平肃特斗争的一个缩影。 从1949年2月开始，市公安局启动全域肃特行动，依靠群众提供的上万条线索，像梳头发一样排查全城可疑人员。 黄包车夫王福生成了治安积极分子，每天拉着车在车站、码头转悠，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周围。 卖糖葫芦的老张头把摊子摆在胡同口，一边吆喝一边留意形迹可疑的外乡人。 就连小学生都被发动起来，成立儿童团，专门盯防鬼鬼祟祟的陌生人。 到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前，北平市公安局共破获潜伏特务组织32个，抓捕特务1200余人，收缴枪支500多支、炸药2000余公斤、电台30多部。 那些曾经嚣张的王牌特务，要么像李绍山一样落网，要么在逃亡途中被群众举报。 李绍山被枪决那天，北平各界群众自发来到刑场围观。 有人骂他狼心狗肺，有人叹他走错了路，但更多人记住的是王福生那声大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场肃特斗争的胜利，从来不是靠公安干警的单打独斗，而是军民同心的结果。 1949年的北平火车站，见证了新中国肃特斗争的开端，也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无论伪装得多巧妙，终究会被人民揭穿。 任何企图破坏国家稳定的阴谋，无论计划得多周密，最终都会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灭。 主要信源：（搜狐——1949年毛森抓个女护士,审问时用烟头烫她的锁骨:何苦给共匪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