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旁边的是位六十来岁的台湾阿姨，听说我在念博士，她便问我是研究什么阶段的，先秦？隋唐？还是宋明？这时我已经有点惊讶了，她竟知道中国哲学里最重要的几个分期。
在我回答“宋明”之后，她又说“是宋明理学吗？”我再度惊讶，平日未免复杂解释，我通常只说自己研究王阳明，没想到阿姨还知道理学！
我又告诉她我是做阳明后学的，本以为话题至此该停下了。一是作为i人，不习惯在外和人搭讪，二则心想，阳明门下那些二代、三代弟子之名，总不至于人尽皆知吧。谁知阿姨从容接话，谈起王龙溪、钱德洪、四无说、晚明思想流弊等等，见解深刻，令人震撼！
我以为碰到了中哲同行，或许是一名退休教授？继续聊下去才知道，阿姨是对岸最早一批大学生，本科主修法律，辅修中文，后又攻读法律的硕博。即便只是辅修，但当年中文系要求学生从经、史、子、集中各点校一部著作，方能毕业。
阿姨在台北的家就在政大旁边，我告诉她我在这里做过交换生，我们之间，不过一桥之隔。随着交换结束，台北的街景、食味与记忆，都像被海水淘洗过，褪成了模糊的影子。直至今日，在大同的旅行大巴上，因为一场偶然对话，所有沉睡的记忆忽然被温柔唤起。
一路上我们聊得投缘，我把充电宝借给阿姨，她帮我在各个景点拍照，晚上又执意请我吃饭。萍水相逢，我们默契地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各自消失在大同的夜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