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退伍老兵徐永卿在上海坐公交，隔窗瞅见一个“死人”，随后惊动许世友下令，要在七百多个舞女里挖出潜伏九年的间谍。 说起来这事还得从徐永卿的身份讲起。他早年跟着许世友在山东抗日打游击，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腿上的伤疤比勋章还多。那会儿部队里有个教员叫老李，教大家识字，也教怎么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罐头盒子上辨认日文。后来部队打散了，有人说老李牺牲在鬼子扫荡里，徐永卿还难受了好一阵子。谁能想到，十二年后的上海，一辆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隔着灰蒙蒙的车窗，他清清楚楚看见了那张脸，老李！不对，那脸型、那走路的姿势，分明就是老李，可老李早该是烈士了呀。更邪门的是对方西装革履，钻进一辆小轿车，那派头哪像个教书先生。 徐永卿退伍后在福建一家工厂当保卫科长，这次是到上海出差。他这人有个毛病，认准的事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下了车他二话不说，直接找到南京路上的一家公安分局。值班民警起初以为这老兵脑子坏了，说一个“死人”复活了，还坐着小汽车跑了。徐永卿急得拍桌子，把当年在部队的事翻来覆去讲了三遍。民警这才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层层上报。报告一路递到南京军区，搁在许世友司令员的案头。 许世友这人带兵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叛徒和特务。他看完报告把桌子一拍：“活见鬼了！我手底下出去的人，还能认错？”当即下令彻查。可线索就一个模糊的脸和一辆不知牌号的小轿车，这要在几百万人的上海滩捞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侦察员们摸排了半个月，只查到那辆车挂的是某舞厅常客的牌照，登记人是个假身份。唯一的突破口指向那家舞厅，据说有个舞女跟这个“老李”来往甚密。 许世友听完汇报，撂下一句硬话：“那就从舞女里头找。七百多个舞女，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信他能飞天上去。”那时候上海刚解放没几年，社会成分复杂得很，舞厅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侦察员们白天黑夜蹲点，把舞女们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查来查去，一个叫“红牡丹”的舞女露出马脚。她自称是苏州人，可一口北方话讲得溜得很，有客人偶尔提到山东某个地名，她眼神里那点细微的变化，被老侦察员死死抓住了。 后来的事就更精彩了。公安部门顺藤摸瓜，发现“红牡丹”每隔一段时间就往香港寄信，信封上的地址经过层层转递，最后竟然通到了台湾的某特务机构。而她秘密接头的那个人，正是徐永卿口中的“老李”，真名叫李长亨，当年在山东根据地确实当过教员，可那都是伪装，真实身份是军统安插的潜伏特务。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用“死人”身份逃过追查，潜伏进上海，一藏就是九年。 抓捕那天，李长亨正坐在舞厅角落里喝咖啡，便衣从他身边经过，轻轻叫了声“老李”，他下意识一抬头，手就摸向腰间。可还没等碰到家伙，两只胳膊已经被死死钳住。事后从他住处搜出微型电台、密码本，还有一份刚刚搜集到的东南沿海军事部署图。许世友听完汇报，难得夸了句：“徐永卿这双眼睛，还是当年在战场上练出来的，贼得很。” 我常想，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就这么巧。一辆公交车，一个侧脸，一桩跨越十二年的悬案。徐永卿要是那天没出差，要是公交车上人挤人刚好挡住了视线，要是他记性差那么一点点，这个潜伏了九年的特务说不定还能继续逍遥下去。可偏偏他记性好，偏偏他轴，偏偏许世友信他。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种现在很难理解的东西，经历过生死的人，看人看事，骨子里透着一股较真的劲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