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怀了鬼子的孩子！”山西农妇被50多名鬼子排队糟蹋，并且怀上了日本孩子，村里人对农妇指指点点，丈夫也嫌弃农妇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山西。那个时候的春光，半点温柔的气息都没有。日军的铁蹄踏破了乡野的宁静，他们在高庄村最高的地界，极其扎眼地修起了一座炮楼。这座炮楼就像一根毒刺，死死地扎在全村人的心口上。 村里有个叫侯冬娥的年轻媳妇，生得十里八乡出名的标致。十六岁那年，她嫁给了温和本分的李双喜，小两口本来过着再寻常不过的安生日子，膝下还有了可爱的儿女。可长得漂亮，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反倒成了一道催命符。在汉奸的指认和日军的强掳下，侯冬娥被生生拖进了那座黑漆漆的炮楼。 那根本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炼狱。侯冬娥每天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有时候是一个、两个，有时候甚至是五十多个禽兽的轮番施暴。她喊破了喉咙，遭受着身心双重的毁灭性摧残。而墙外的村里人，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惨叫，全都死死低着头，没人敢吭一声。在侵略者的刺刀面前，乡亲们的怯懦和麻木，成了刺向受害者心头的第二把刀。 漫长的折磨过后，日军终于撤走。侯冬娥被像破布一样扔出了炮楼，她以为自己终于熬到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可命运并没有放过她，她绝望地发现，自己居然怀上了鬼子的孩子。 怀了仇人的骨肉，这让一个传统农妇怎么活？她心里那股子恨，简直能把天捅破。她没有任何现代医疗手段，全凭着一股子对自己下狠手的倔强，硬生生用大石头疯狂砸自己的肚子。她硬是靠着这种近乎自残的惨烈方式，把那个不该降生的孽种流掉了，同时也彻底断送了自己一生的生育能力。她用摧毁自己身体的方式，守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可当她拖着残破的身躯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毫无半点同情。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飞过来。“她怀过鬼子的孩子！”这种闲言碎语在村口的大树下、在邻居的饭碗边迅速蔓延。大家躲着她，用看脏东西的眼神看她。 最让侯冬娥万念俱灰的，是她丈夫李双喜的态度。这个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看着伤痕累累的妻子，眼中毫无半点怜惜，仅仅冷冰冰地甩下一句“你被玷污了，我不能要你了”，便带着一双儿女扬长而去，把她一个人丢在漏风的破窑洞里自生自灭。 从法律层面来讲，李双喜根本毫无权利就这么抛弃妻子。当时《中华民国民法》写得清清楚楚，夫妻一方因不可抗力被迫与他人同居，绝不构成通奸。侯冬娥遭遇的是战争暴力，这完完全全是日军的罪孽，凭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来背负失贞的道德枷锁？至于孩子的监护权，更是需要法院根据子女利益来判定，岂是他想带走就能单方面带走的？ 可现实往往比法律残酷得多。在那个年代的乡土社会里，腐朽的贞洁观念比女人的命还要重。 整个村庄，甚至她的丈夫，都在潜意识里把对日本人的恐惧和仇恨，荒唐地转移到了一个最无辜的受害者身上。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才是真正让人感到窒息的悲哀。 侯冬娥就这么一个人，在冷眼和孤寂中熬过了大半辈子。直到晚年，事情才终于有了一丝转机。山西盂县一位名叫张双兵的乡村教师，在偶然间发现了侯冬娥等老人的悲惨身世。他成了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的第一人，耗费几十年心血，走街串巷，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带着血泪的名字。 在张双兵等人的奔走下，侯冬娥和像曹黑毛一样有着同样遭遇的老人们，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她们拖着年迈的身体，甚至远赴东京，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的暴行道歉并给予赔偿。根据《日内瓦公约》和《罗马规约》，日军当年实施的广泛性暴力，毫无争议地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她们的要求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的无耻程度令人发指。他们矢口否认这段铁证如山的历史，甚至把这些去讨公道的老人当成疯子看待。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延，直到94岁那年，侯冬娥老人在无尽的孤独与遗憾中闭上了双眼。没有人为她送行，也没有人为她祭拜。 2018年那部记录了这段历史的电影《大寒》上映时，张双兵老师走访过的127位受害女性，已经全部带着遗憾离世。如今在世的幸存者更是寥寥无几。日本政府似乎在打着一个极其阴险的算盘：只要把这些“活着的证据”全都熬死，这段肮脏的历史就可以彻底翻篇。 但咱们绝不能让他们如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这些农妇的苦难，绝不该随着她们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她们在炮楼和冷眼中活出的那份倔强，她们敢于在晚年揭开伤疤讨要公道的勇气，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铭记。她们的一生没有等来所谓的完美结局，只留下了满是伤痕的余温。咱们今天把这些揪心的故事一遍遍讲出来，就是要告诉世人：这片土地上流过的血泪，老天爷看着，历史记着，咱们后辈中国人，更是世世代代都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