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淮安驸马巷的老宅摇摇欲坠。几根杉木撑杆勉强支撑着房梁，门口却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周恩来生前三令五申＂房子该塌就塌＂，可此时此刻，拆还是留？县委书记王汝祥站在人群中，手里攥着一封还没发出的信。这座破旧的宅院，牵动着两难的抉择。 1898年春天，周恩来出生在淮安府城驸马巷的一座普通宅院。这座三进院落布局方正，青砖黛瓦透着苏北民居的简朴。他在这里度过童年，跟着嗣母学认字，在书房翻阅古籍。1910年，十二岁的周恩来背着包袱离开淮安，此后辗转奉天、天津、日本、法国，再也没有长住过。 1949年，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身份站上天安门城楼，但他从未以故乡为资本谋取私利。侄女想调到北京被拒绝，弟弟申请探亲假要求按规定办理。他常说的话是＂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这种公私分明的作风贯穿了二十六年总理生涯。 1950年代初，淮安县委书记王汝祥进京请示故居维修经费。驸马巷老宅年久失修，几处房梁开裂，仍居住其中的弟媳陶华多次反映屋顶漏雨。周恩来听完汇报后态度明确：＂房子该塌就塌，省得麻烦。修缮的事不要提，挂牌更不行。＂他又补充：＂我周家凭什么搞特殊？全国那么多老房子都没人管，淮安也不例外。＂ 王汝祥带着批示回到淮安，县委会议上无人作声。大家只能给陶华修补了两间漏雨严重的小屋，其余部分任凭风吹雨打。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驸马巷老宅持续衰败，墙皮大片脱落，木门框变形，院中长满荒草。 1966年夏天，驸马巷墙上贴满大字报，有人提议拆除老宅。县里召开会议讨论，有人搬出周恩来当年的话：＂总理自己都说该塌就塌，咱们何必留着？＂争论持续很久，王汝祥始终没有表态。散会后他独自走进驸马巷，月光洒在青砖墙上，他抚摸着被岁月打磨光滑的门栓。 第二天，王汝祥把县里仅剩的两名老木匠叫来，交代他们用杉木把主要梁柱撑住，再搬些黄沙堵住门窗。老木匠问：＂这要是被人发现怎么办？＂王汝祥说：＂就说是防止倒塌伤人，只加固不修缮，动作要快。＂这些杉木撑杆在黑暗中默默承受着房梁的重量，让老宅撑过了那段危险的岁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淮安。驸马巷口聚满了人，有人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在老宅门前摆上香烛，跪下磕头。青瓦屋顶被黑纱覆盖，木门上贴满挽联。王汝祥看着那些斑驳的墙体和倾斜的门框，内心挣扎到了极点。 县里召开紧急会议，负责基建的工程师带来勘察报告：＂西厢房的承重梁已经开裂，主屋屋顶塌陷了三处。再不修，下场雨可能整个就垮了。＂有人提出：＂总理生前明确要求不修，现在人刚走，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另一个人反驳：＂可老百姓需要一个凭吊的地方，难道让他们对着废墟哭？＂ 王汝祥决定给北京写信。信写得很简短，只陈述了房屋现状和群众呼声，末尾请示＂是否可以进行必要的加固＂。一周后，邓颖超的回信送到：＂恩来虽不愿特殊对待，但人民表达感情的愿望应当理解。房屋确有危险，可按原貌进行加固，切记不可扩建，不可豪华，务必慎重处理。＂ 这封信被转呈江苏省委，省委第一书记韩培信很快批示：＂同意按原样抢修，保持历史原貌，内部陈设能保留几分算几分，不得擅自增加项目。经费由省里统筹解决。＂两层批示如同两道通行证，让修缮工程得以启动。 1978年春天，施工队进驻驸马巷。他们没有使用大型机械，只用传统工具慢慢修复。瓦片尽量保留原件，实在破损的就去附近拆迁的明清民居挑选同时代的补上。堂屋那张八仙桌已经不知去向，老木匠骑车30公里去村里，用两袋粮票换回老榆木桌，又花三天时间打磨修补。 1979年3月5日，故居重新开放。白灰粉墙上没有彩绘装饰，院门上方挂着＂周恩来同志故居＂七个大字。第一批参观者是周家老邻居，他们看见老井还在，灶台保持原样，书桌上摆着泛黄的线装书。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抚摸着门框流泪：＂还是那个样子，好像大鸾还会推门进来。＂ 故居开放后定下规矩：不收门票。这条规定坚持了二十年，直到维护经费实在紧张才象征性收取几元钱。负责管理的干部说：＂总理生前不愿搞特殊，我们也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王汝祥1981年退休后常去故居转转，检查维护情况。有记者采访他，他总是摆手：＂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真正保住故居的是总理自己——他生前那份清白给老宅做了最好的防护。＂1990年代初王汝祥去世，故居管理处送的挽联写着＂守护故居功不可没，传承精神德泽后人＂。 邓颖超晚年多次来淮安，每次都要在故居住几天。她坐在院中石凳上，对陪同人员说：＂恩来当年不让修，是怕搞特殊。可老百姓的感情总要有个寄托，这座房子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纪念周家，而是为了记住那种精神。＂ 2008年故居大修时，文物专家发现当年王汝祥指挥安装的杉木撑杆已经与原有梁架融为一体。专家感慨：＂这些撑杆救了整座建筑，也见证了那段特殊历史。＂修缮时特意保留了几根，并立了说明牌记录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