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2年，北方的冉闵兵败被杀，冉魏崩盘，中原腹地出现权力真空，各族势力混战不休；南方，东晋定都建康（今南京），偏安一隅。此时的东晋朝廷，表面上是晋穆帝在位，实则是权臣桓温与宰相殷浩的双雄博弈。 建康城的歌舞声隔着长江都听得见，秦淮河上的画舫灯火通明。而长江以北，那真是人间地狱。冉闵败亡，他发起的“杀胡令”引发疯狂报复，汉人与胡人相互屠戮，邺城周边“横尸相枕，流血成渠”。 羌、氐、鲜卑，各路豪强像鬣狗一样扑上来撕咬中原这块肥肉，谁也没能力一口吞下。就在这个汉人政权最有可能重返中原的窗口期，南方的东晋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搞内斗，而且斗得极其精致，极其“高雅”。 桓温坐在荆州刺史的位子上，手指一下下敲着地图。他灭成汉、夺蜀地，手握长江上游精兵，是朝廷最锋利的一把刀，也是最让人睡不着觉的一把刀。 他当然想北伐，做梦都想。只要打过黄河，再造晋室，他就能从权臣变成周公、变成霍光，名垂青史，权倾天下。 但他不能主动请缨，那样显得太着急，野心就露馅了。他得等，等朝廷来求他。他更得防，防着别人抢了这份“不世之功”。这个别人，就是殷浩。 殷浩是什么人？当朝宰相，清谈界的领袖，名士中的名士。谈起《老子》《易经》，他能让满座名流如痴如醉。 皇帝和会稽王司马昱信任他，就是看重他的名声和那份不沾兵权的“纯粹”。用他来制衡桓温，再合适不过。于是，一场荒诞的竞赛开始了。 北伐不再是为了收复故土、拯救黎民，成了桓温与殷浩之间政治赌博的筹码。桓温一次次上书，言辞恳切，要求出兵，其实是在将朝廷的军：你们不是怕我坐大吗？那你们找别人去呀！朝廷果然中了招。 公元352年，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全面主持北伐。一个一辈子没带过兵的名士，要去指挥千军万马了。 仗打得一塌糊涂。殷浩的北伐更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充满了名士的浪漫想象和官僚体系的低效扯皮。 先锋姚襄倒戈，大军粮草不济，几次出兵不是无功而返，就是损兵折将。无数粮秣物资、士兵的性命，就这样填进了殷浩的“名望”和朝廷的“制衡术”这个无底洞。 北方的百姓眼巴巴望着“王师”，等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桓温在荆州冷笑，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殷浩败得越惨，朝廷就越不得不回头来求他桓温。他像个冷静的猎人，等着猎物耗尽力气，再从容出手，拿走所有战利品。 这段历史特别憋屈。北方正是用兵之时，南朝却把最宝贵的国运和时机，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内耗上。桓温有才干，但私心太重，他把北伐当成自己篡位的台阶。 殷浩有虚名，但毫无实干之才，他的北伐纯粹是政治花瓶。他们俩斗法，输掉的却是整个华夏民族重返中原的历史机遇。 等到前秦的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统一北方，建立起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时，东晋就再也没有北定中原的实力了。后来的淝水之战，只是一次侥幸的、拖延死亡的防御性胜利。 东晋这种深刻的内部撕裂，是它永远无法完成统一的根本原因。从王导、庾亮到桓温、谢安，门阀世家、皇室、流民帅，几股力量从来没有真正拧成一股绳。 大家都把家族利益、集团权力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北伐成了最好用的政治工具，需要时就拿出来喊喊口号，真要做的时候，又怕别人立功，怕消耗自己实力。 结果就是，谁真北伐谁吃亏，谁喊得响谁得利。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葬送了多少普通士兵和北方遗民的血泪期盼。 当建康的贵族们还在为玄学的某个命题争得面红耳赤时，中原的文化根脉正在“五胡”的铁蹄下一次次被践踏、被异化。桓温和殷浩的这场争斗，不过是这个悲剧模式里，最典型、代价最惨重的一次罢了。 史料出处：本文主要依据《晋书》（《穆帝纪》《桓温传》《殷浩传》）、《资治通鉴·晋纪》及《世说新语》中相关记载。关于冉魏灭亡后中原局势，参考了《十六国春秋辑补》及近代田余庆等学者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