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1948年，随着局势吃紧，黄茂才被一纸调令派往了重庆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临上岗前，老兵油子吓唬他，说里面关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危险分子，千万别跟他们搭话。刚开始，黄茂才确实战战兢兢。可他一双眼睛看得明白：那些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囚犯，大多神情平静、说话温和，怎么看都只是一群读书人、普通的青年，甚至是柔弱的女教员。 如果黄茂才只是个冷血的看门狗，那他的结局早就注定了。但他骨子里的那点属于底层劳动人民的良知，还没被残酷的乱世彻底抹灭。 他在狱中遇到了同乡——曾紫霞。老乡见老乡，在渣滓洞那种压抑到让人窒息的鬼地方，天然就多了一分信任。曾紫霞入狱后，并没有把这个看守当成嗜血的仇人，反而像朋友一样跟他交流。在一次送饭时，曾紫霞轻声告诉他，大家之所以被抓进来，是因为相信这个国家应该让穷人也能过上好日子。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一个从小被地主压榨、为了口饭吃不得不穿上这身皮的穷小子，听到“为穷人谋出路”这句话，心里能没有触动吗？他眼睁睁看着这些被抓进来的志士，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死咬着牙关不屈服。这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硬骨头精神，彻底颠覆了黄茂才的认知。 后来，大名鼎鼎的江竹筠被押解到了渣滓洞。黄茂才通过查阅档案，发现江姐竟然也是荣县老乡。有了曾紫霞的居中证实，江姐慢慢放下了戒备，黄茂才也彻底豁出去了。 他开始在刀尖上跳舞。那时候的重庆，大街小巷全是军统特务，哨卡林立。黄茂才利用外出采购物资的机会，把江姐等人写给狱外地下组织的密信，极其隐蔽地夹带出去；又把外面解放战争打胜仗的捷报、外界的报纸悄悄带回牢房，极大鼓舞了同志们的士气。江姐极度思念家人时，他甚至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辗转联系上江姐的亲属，带回了一封家书和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那个到处都是特务眼线、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的魔窟里，一个国民党看守，居然成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狱中的同志们为了感谢他，硬是把平时一点点省下来的碎毛线凑在一起，集体给他织了一件毛衣。这件五颜六色的毛衣被黄茂才视若珍宝，这哪里是衣物，分明是拿命换来的最高信任。 命运有时候极其残忍。黄茂才的异常举动最终还是引起了特务的察觉。万幸的是，监狱方面没抓到他“通共”的铁证，只以“工作失职”为由把他卷铺盖开除，遣送回了荣县老家。这反倒让他躲过了1949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渣滓洞大屠杀。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黄茂才的身份档案被当地公安部门翻了出来。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曾在重庆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军衔少尉。这几个字在当时意味着罪大恶极，更何况，江姐正是牺牲在那里。 黄茂才随即被捕入狱。面对审讯，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如何协助江竹筠和曾紫霞等人的经过。可办案人员怎么可能轻易相信？江姐已经在黎明前牺牲，没有任何直接证人能站出来替他作证。那些受过他恩惠的烈士，绝大多数都倒在了血泊中。 1953年，四川荣县召开公审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黄茂才被五花大绑押上审判台，法院基于他的“特务”身份和缺乏证据的辩护，作出了死刑判决。 就在行刑队员准备就绪的那一瞬间，一直低头沉默的黄茂才突然情绪失控，他拼尽全身力气，扯破喉咙喊出了那句憋了多年的委屈：“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这声临刑前的嘶哑呐喊，震住了现场所有人。 万幸，台下的乡农会主席黄大元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黄大元与黄茂才是同乡，深知他底层的佃农出身。黄大元当场提出异议：一个将死之人，面临枪口时，未必能瞬间编造出如此丰富且具体的细节。在他的极力提议下，法院决定枪下留人，暂缓行刑，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留待进一步调查。 这一缓，就是整整二十八年。 黄茂才在狱中拼命积极改造，凭借踏实的表现，刑期一路从无期减到十五年，又在1962年再减两年，最终于1965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依然顶着“特务”的污名，日子过得举步维艰。但他没放弃，一遍遍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 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在整理渣滓洞历史档案时，意外发现了江竹筠狱中回忆录的片段，上面清晰地记载着：“有荣县同乡文书提供帮助”。 顺着这条宝贵的档案线索，工作人员找到了年过六旬的黄茂才，并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曾紫霞还在世！当黄茂才在华西医科大学见到已经是教授的曾紫霞时，两人老泪纵横。曾紫霞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当年的恩人，随即联系上当年一同在渣滓洞服刑的几位幸存志士。大家联名写下长长的证明材料，详细陈述了黄茂才当年的惊险义举。 法院火速启动再审程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最终于1982年作出判决：撤销1953年的刑事判决，宣告黄茂才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