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为搞垮中国经济，开始大量仿造民国法币。戴笠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向蒋介石提出一妙招。几个月后，日本连肠子都悔青了。 1935年，当时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币制改革，全国上下统一使用“法币”，严禁白银流通，并且与英镑挂了钩。这招挺绝，直接把地方军阀和外国银行手里的真金白银给收拢到了中央。原本日本人在华北那边靠着走私白银赚得盆满钵满，这下财路全断。经济命脉被掐住，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急眼了，这也成为他们加速发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巨大催化剂。 1938年，日本虽然占了咱们不少地盘，搞什么“以战养战”，但他们自身资源极度匮乏，经济根本扛不住这种填海般的消耗。起初，日军想在占领区靠刺刀强推没有任何准备金的“军票”，老百姓根本不认，这简直等同于明抢。后来他们稍微改了点策略，扶持汉奸政权搞伪造货币，勉强扯块遮羞布。 即便如此，当时法币在民间的信誉依然极其坚挺。1938年那会儿，一百块法币能买一头牛！眼看正面硬刚不行，日本军部高层终于下达了一个无比卑劣的指令：倾举国之力，伪造法币，从根子上彻底搞垮中国的经济大本营！ 造假钞这种事，中国古代叫作“火门”。因为古代用金银铜铸币，离不开火。历朝历代对这种事都是零容忍，抓到基本都是杀头流放的大罪。 负责对中国实施这套金融毒计的，是日本陆军极其神秘的第九科学研究所，对外通称“登户研究所”。这地方简直是恶魔的大本营，毒气、气球炸弹全出自这里。当时主持造假的主任叫山本宪藏。这小子绝对是个谍报和造假狂人，他跑遍中国大江南北，专门刺探咱们货币的防伪底细。 山本网罗了日本顶尖的造币专家，甚至从官方的大藏省造币局秘密调来高级雕刻技师，拿着放大镜在钢板上一丝一缕地抠法币的人像和花纹。起初日本人吃了不少瘪。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造出一批5元法币，结果运到中国一看，这版纸币刚好退出了流通领域，闹了个天大的乌龙。后来造出来的假币因为票面太新，忘了“做旧”这道关键工序，刚拿去银行就被识破。 转折点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直接缴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那里的造币厂设备，拿到了最新版法币的半成品、印钞机，甚至还有密码本和暗账底册。这下核心机密全泄露了。登户研究所的技术瞬间鸟枪换炮，造出来的假法币简直比真币还要真！ 从那以后，海量的假钞通过日伪设立的“诚达公司”等几十家皮包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统区，疯狂套购物资。 面对如此险恶的杀招，重庆国民政府很快就察觉到了。单纯靠严打抓人，根本堵不住这决堤般的假钞洪水。这时候，军统局老板戴笠站了出来，向蒋介石献上了一条极其毒辣的妙计：“以毒攻毒，以假对假！”既然你印我的法币，我就印你的伪钞！大家互相伤害，看谁先扛不住！ 戴笠手下有个精通日本经济的王牌特工，名叫邓葆光。这人是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科班高材生，深谙金融战的门道。邓葆光奉命在重庆歌乐山建了一座极其隐蔽的造币厂，专门伪造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和各种日伪钞票。 最绝的一手在于情报网。军统在汪伪政府高层有暗线，大汉奸周佛海早就暗中跟军统搭上了桥，竟然把“中储券”的印钞原版直接偷偷送了过来。拿着真票版印假钞，这无论如何也无法分辨！ 这批堪称完美的“假中储券”被军统特工设法大批运进沦陷区。他们大肆抢购日占区的黄金、棉纱、粮食，然后再运回大后方高价抛售。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一方面把日伪的金融秩序搅得天翻地覆，另一方面给军统赚来了天文数字的活动经费。戴笠手下五万多在编特工，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居然还能拿全额薪饷甚至双份工资，全靠歌乐山这台日夜轰鸣的“印钞机”。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沦陷区的老百姓和商户就彻底懵了。市面上的“中储券”真假难辨，信用瞬间破产。最搞笑的是，逼到最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竟然自己发布公告，宣布停止收兑10元面额的“中储券”！ 一家银行，被逼得不敢认自己发行的钱，这在世界金融史上绝对是个罕见的奇观。 日伪高层连肠子都悔青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本来想用经济战榨干中国，结果却被中国人用一模一样的套路反制，输得连底裤都不剩。日本人想换新版钞票来应对，结果新版才刚准备发行，周佛海就把新版票模又送到了歌乐山。军统的印钞机再次启动，日本人彻底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倾销的假“冀币”、假“北海银行券”，根据地军民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民间智慧。条件艰苦用不上高科技防伪，大家就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这种土纸保质期只有半年，老百姓会自动去兑换新票。日伪要是想造假，光仿造这种土纸就得花大半年时间，等他们造出来，根据地早就换新版颜色了。老百姓还总结出了“一摸二抖三对光”的土办法，把日伪的假币攻势防得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