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马场町刑场，他戴着眼镜，虽然双手被反绑，但是依然面带微笑，神情从容，完全不像是面对死亡。 枪响的那一刻，有人看见他的嘴唇还在动，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念什么。旁边站着的宪兵后来跟人提起，说那个人的眼睛一直没闭，倒下去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那笑不像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他叫朱枫，浙江镇海人，1905年生，牺牲那年45岁。她不是“他”，是“她”，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女人。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的枪声，把她的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初夏的早晨。 朱枫原名朱贻荫，出身镇海名门，父亲是舟山渔业界的头面人物。她从小念私塾，学诗词，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进了宁波女子师范，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才女。1927年，她嫁给了奉化人陈绶卿，生了女儿陈宜真。陈绶卿1931年病故，她一个人拉扯孩子，在镇海开了一家书店，叫“新知书店”，卖的全是进步书籍。1937年七七事变，她跟着共产党走，把女儿交给母亲，自己去了武汉、桂林、重庆，以书店为掩护，给地下党送情报、转运物资。1945年，她入了党，在情报系统里干，代号叫“朱枫”。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刚一个月，朱枫接到了最后一个任务——去台湾，取回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搜集的情报。吴石是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党高层，手里握着绝密文件。朱枫从香港坐船到基隆，上岸那天是11月27日，她穿一件灰色旗袍，拎一只皮箱，看着跟普通商人没什么两样。她跟吴石接上头，取了情报，又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线。一切顺利，她准备回香港。 可蔡孝乾叛变了。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保密局抓了，没撑几天就全招了。吴石、朱枫，还有四百多名地下党员，全部暴露。朱枫在舟山被捕，押回台北。保密局的人审她，问她跟谁联系，问她拿了什么情报，她什么都不说。用刑，烙铁烫、竹签钉、老虎凳，全招呼了一遍，她还是不说。审讯的人问她怕不怕死，她笑了一下，说：“我早就把命交出去了。” 1950年6月10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被押下车的时候，天刚亮，雾气还没散。她穿一件旧旗袍，头发有些乱，可腰板挺得直直的。刽子手让她跪下，她不跪，站着。有人按她的肩膀，她挣了一下，还是站着。宪兵把她架起来，推到沙地上，她站在那儿，眼镜后面的眼睛扫过刑场，看着对面的水泥墙，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行刑前，她突然张嘴唱起歌来，唱的是《国际歌》。枪响了，她倒在沙地上，血把沙子染红了。那年她45岁。 朱枫死后，她的女儿陈宜真一直在找她的下落。1999年，陈宜真在台北六张犁公墓找到了母亲的骨灰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那是她的化名。2010年，骨灰被接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一年，陈宜真82岁，她在母亲的墓碑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头，说：“妈妈，你回家了。” 朱枫留下的遗物不多，有一本日记，写着她从香港出发前的心情：“此行风险太大，然既已决定，便义无反顾。”还有一封信，是她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很短：“宜真吾儿，妈妈此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信仰，唯独对不起你。望你好好活着，替妈妈看看这世界。”这封信没寄出去，藏在牢房的墙缝里，后来被难友找到，带了出来。 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朱枫的墓碑上刻着“朱枫烈士之墓”，旁边是吴石将军的墓。两个人，隔着六十多年，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了。每年清明，有人去扫墓，在碑前放一束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可他们记得，那个戴着眼镜、面带微笑的女人，走的时候是站着的，没跪下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