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香港，张大千面对奉命前来劝他回国的女儿，忍不住厉声斥责：“穷死饿死那么多人，算什么进步？一大家子人要活命，全靠我在国外卖画撑着！” 张大千当时租住的房子空间有限，客厅堆满未装裱的画稿，卧室里几个年幼孩子挤在一起，连写作业的书桌都腾不出来。他肩上担着十几个子女和亲友的生活开销，每天天没亮就进画室，磨墨调彩，一画就是半天，手常抽筋握不住笔。 女儿张心瑞从内地过来，本想帮父亲解开生计上的结，却没想到父亲反应这么大。她看着父亲日渐憔悴的样子，心里着急，却不知道父亲心里的顾虑早就扎了根。 张大千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回更早的日子。那是1941年3月，他四十出头，已在画坛小有名气，却决定放下手头一切，率弟子和家人离开成都，奔赴甘肃敦煌莫高窟。 起因是多位师友的劝说，曾熙、李瑞清这些恩师早年就提过敦煌壁画的恢宏，叶恭绰、马文彦也亲口描述过那里保存的古代艺术，让他动了心。 抗日战争期间，文化人向西南西北迁移，大家都为民族文化存续焦虑。张大千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回头。 敦煌大漠里条件艰苦，冬天滴水成冰，缺吃少穿，还常有兵匪出没。洞窟内光线昏暗，他一手举灯一手执笔，反复看多次才落一笔。 为了画布尺寸合适，他专门请塔尔寺五位喇嘛帮忙缝制。团队分工，他负责佛像人物主轮廓和上色，弟子与藏族画师补楼台背景。两年多时间里，他整理洞窟、编号209个，临摹壁画两百多幅，到1943年11月才返回成都。 回川后，他在兰州、成都、重庆办展，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引发文化界关注。陈寅恪后来评价说，这些摹本虽是临摹，却兼有创造之功，为民族艺术开辟新境界。 这段经历让张大千的画风从早年文人写意转向雄浑精丽，线条色彩都更丰富，为后来创作打下底子。 从敦煌回来没几年，1949年12月，形势急转。张大千借老友张群之力，拿到最后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匆匆登机，随身只带了几十幅敦煌摹本。 徐雯波当时育有幼子幼女，却带走了张大千特别疼爱的黄凝素所生三岁女儿心沛。 飞机上行李超重，教育部长杭立武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里面有二十两黄金，换来这些摹本将来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答应了。 他没有在台北久留，先去印度大吉岭办展，又辗转阿根廷，1953年到巴西圣保罗，看中一片开阔地像家乡，1955年斥资建起面积270亩的中式园林八德园。 一家人总算有了暂时落脚处，可思乡之情始终萦绕。 在巴西八德园安顿后，张大千的艺术路又迎来新转折。1957年，他亲自动手搬巨石造景，用力过猛导致眼底毛细血管破裂，从此右眼几近失明，左眼视力也严重下降。 精细工笔再难施展，他心灰意冷一阵子，转而尝试豪放技法，将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与墨汁直接倾泼在宣纸上，再细笔点染，创出气势磅礴的泼墨泼彩山水。 眼疾本是打击，却逼他走出新路，晚年作品因此多了层抽象意境，墨彩交融，深受海外关注。 1956年7月，张大千应法国卢浮宫东画廊邀请，在巴黎办近作展，同时在赛那奇博物馆展敦煌摹本。法国媒体说他的画法多变，唯有毕加索可比。听说毕加索低调看过展后，张大千决定求见。 朋友常玉、赵无极、潘玉良和馆长乔治·萨尔都劝阻，他不听，亲自找翻译打电话给毕加索秘书，几经周折，约好在尼斯港加尼福里亚别墅见面。 7月29日中午，张大千夫妇如约而至。75岁的毕加索破例穿上条纹衬衫、长裤和皮鞋，热情接待。午餐后，毕加索拿出五本画册，全是仿齐白石的花鸟鱼虫，笔法稚嫩。 他请张大千指教。张大千示范“张大千”三字的墨色变化，令毕加索赞叹。两人聊起艺术，毕加索说世界上有资格谈艺术的，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日本人，第三非洲黑人，还问为何东方人非要来巴黎学艺。张大千听后感慨颇深。 会面结束，毕加索赠《西班牙牧神像》，张大千回赠《墨竹图》，两枝墨竹象征君子之交。西方媒体称此为中西艺术高峰会晤，大大提升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国际声誉。 张大千也更坚定在海外以国画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