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夜，蝉鸣像撒了一地碎玻璃。我攥着褪色的玻璃弹珠，蹲在老院门口的石阶上，看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那时她还不是后来那个总爱唠叨的妇人，而是厂里最利落的裁缝，裤脚总沾着布头屑，指尖有被针扎的小血点。 “妈，我爸真的会回来吗？”我小声问。她动作一顿，缝纫机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像心跳漏了一拍。窗外的月亮爬过梧桐树，她忽然起身，从樟木箱底翻出个红绸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每封都贴着八分邮票，邮戳是边疆的风沙痕迹。 “他说等巴音布鲁克的胡杨林黄了，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她指尖抚过信纸上的褶皱，像抚过岁月的纹路。我忽然想起昨天在巷口看见的邮差，他总爱哼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车把上挂着绿帆布包，像装着整个春天的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信从未寄出。母亲把它们藏在箱底，像藏着半颗心。四十年后再回老院，缝纫机早换成了电动的，可墙上的挂钟仍停在七点一刻——那是父亲离开的时间。风穿堂而过，吹得红绸布轻轻晃，我忽然懂了：有些等待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让心里那团火，在岁月里烧得更亮。 蝉鸣又起，月光依旧，只是这次，我听见了时光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