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一生从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却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他先后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 以上。这些产业都是用其太太杨庄丽的真名或化名注册的。 刘峙早年在东征北伐中确实打过不少胜仗，被何应钦夸赞为“福将”。他的晋升密码非常简单粗暴：听话。蒋介石在用人上，最看重的就是绝对服从，个人能力反而要往后排。刘峙保定军校二期的资历摆在那里，黄埔学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加上他遇事绝不违逆最高统帅的意志，这让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然而，一旦遇到真正的硬仗，这位“福将”的底色就彻底暴露了。抗战初期，日军距离保定还有两百里地，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竟然扔下防守部队，一口气狂奔八百里，直接逃回了郑州。以往的战功在这一刻碎落一地，他从此喜提“长腿将军”的屈辱绰号。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他手下部队那种令人发指的贪婪。1942年著名的重庆隧道惨案中，几千无辜百姓在防空洞中被活活闷死。惨剧发生后，刘峙所在的防空司令部调派担架营去运送尸体。那些担架兵为了搜刮死者身上的金银首饰、手表和纸币，竟然丧心病狂地将还有一丝气息的幸存者直接掐死。这种为了发死人财而泯灭人性的行径，与刘峙平时疯狂敛财的做派如出一辙。上行下效，将领把搞钱当主业，底下的士兵自然把人命当成草芥。事后搜出来的财物，竟然用小汽车往刘峙家里运了足足三次。财富的积累，每一分都浸透着普通百姓的血泪。 1948年6月，国民党徐州“剿总”成立。当时有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传遍大江南北：“徐州是南京的大门，不派一只虎，也应该派一只狗看门，现在却派了一只猪。” 大家都知道这只“猪”指的是刘峙。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交给一个声名狼藉、屡战屡败的人？背后全是无奈与算计。蒋鼎文明确拒绝接这个烫手山芋；白崇禧和宋希濂因为深知底下的嫡系悍将难以驾驭，干脆避而远之；而邱清泉虽然能打，但资历尚浅，根本压不住阵脚。刘峙的资历和绝对服从的性格，成了唯一能勉强维持表面体面的“粘合剂”。蒋介石要的是一个听话的高级传令兵，方便自己越级指挥。 外界将刘峙骂得一文不值，认为他愚蠢至极。翻开刘峙后来被公开的淮海战役日记，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战争的结局，他毫不愚蠢，他只是极其清醒地看着这艘大船沉没。 这些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日记，记录下了他最真实、最绝望的心境。1948年8月的反省录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军队面临的死局。他感叹对手机动灵活、能耐劳苦，且毫无顾忌；反观国民党军，“而我有室家田园之类，遇事瞻顾不前”。 这句话精准地刺穿了国民党政权失败的本质核心。当刘峙和他的同僚们在全国各地疯狂置办房产、地皮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将领们满脑子都是私产的安危，怎么可能在战场上与没有私产包袱、纪律严明的解放军死战到底？这种“室家田园之累”，正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得出的教训。 刘峙在日记里，彻底撕下了平时唯唯诺诺的面具，将怒火指向了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再独自背负无能的黑锅，毫不留情地将矛头对准了四大家族和最高统帅。 他痛斥宋子文和孔祥熙这两个留洋出身的皇亲国戚。他指责他们公然设立公司与外国资本家勾结，垄断外汇，包办进出口贸易，硬生生把美援化为乌有，让黄金流进了私囊。他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因为这些人的贪婪，导致法币失灵，金元券形同废纸，“人民憔悴欲死，军士枵腹作战”。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凭什么去为你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卖命？ 他同样没有放过对他恩重如山的蒋介石。刘峙直言不讳地批评蒋“固执的性情，有权必揽，无事不亲”，并且点出其用人唯亲、只讲地域和关系的致命缺陷。他也痛骂陈诚借整编之名排除异己，搞得军心涣散。刘峙极其清醒地做出了总结：民心不附，军心不固，这就是大陆失败的总因。 一个在官场上贪得无厌、在战场上一触即溃的高级将领，在私下的日记里却能做出如此深刻且准确的政治诊断。这是一种极其魔幻的撕裂感。刘峙看透了这栋大厦已经烂到了地基，但他从未想过要去修补，他唯一做的，就是抓紧时间从摇摇欲坠的墙壁上抠下更多金砖，装进自己的口袋。 战败后，刘峙被撤职，最终在1950年跑到印尼居住。他在印尼能安稳地圈地养鸡，靠的完全是早年通过太太和侄子四处贪墨、转移出去的雄厚资本。直到1953年，他才获准返回台湾，最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