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彭金章先生因病离世。“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这三句话是他和妻子樊锦诗的一生。1968年的冬天，甘肃敦煌的医院里，樊锦诗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初为人母的喜悦很快被现实冲散，她手边竟然连一件婴儿的衣物都没有？   原本所有的衣服、尿布，她都按照原计划寄去了武汉，因为丈夫彭金章坚持要她去武汉条件更好的医院生产。   但她却只能留在敦煌，看着刚刚出生的儿子，被她用自己那件又大又厚的旧棉衣，小心翼翼地裹了起来。   几天后，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挑着扁担出现在病房门口，两头的筐里塞得满满当当。   从武汉到敦煌，彭金章带着妻子爱吃的鸡蛋、红糖，还有一针一线为新生儿准备的小衣服，在路上走了两天两夜。   他一路都在担心，担子里的鸡蛋会不会颠碎了。   直到推开病房门，看见用棉袄裹着的儿子，听说孩子这几天一直“光着屁股”，这个被妻子唤作“老彭”的汉子，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樊锦诗看到丈夫和他肩上的扁担，所有的委屈、辛苦和初为人母的惶恐，终于找到了出口，抱着丈夫放声大哭。  他总是那个用尽全力，将生活的重量稳稳担在肩上，把一切完好无损送到她面前的人。   两人是北大同班同学，彭金章年纪不大却早早有了白发，大家就叫他“老彭”。   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性格宽厚，对谁都好，尤其关注那个来自上海、总是安安静静、手腕上喜欢系块手绢的姑娘樊锦诗。   他会送她一模一样的手绢，会从老家带腌鸡蛋给她尝，会邀请她去自己北京的兄长家做客。   没有热烈的表白，感情就在未名湖畔的并肩漫步中，在一次次朴实的关心里，自然而然地生了根。   毕业前，他们在未名湖畔留下一张合影，以为未来可期。   可现实很快将两人分开，彭金章被分配去武汉大学，参与创建考古专业，樊锦诗响应国家需要，去了遥远荒凉的敦煌。   他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分别，彭金章对她说：“我等你。”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里，他们靠着书信维系感情，在武汉和敦煌之间往返奔波。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的宿舍里结了婚，只有一床新被褥算是婚仪。    怀孕后，彭金章早早把母亲从老家接来武汉，备好了所有产妇需要的东西，满心期待妻子能来团聚生产。   可樊锦诗的产假批不下来，计划全被打乱。    老彭在敦煌只待了十几天照顾月子，就被工作电报催了回去。   从此，这个家开始了漫长的、更为艰辛的两地奔波。   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们将大儿子送回河北老家，由彭金章的姐姐抚养。   二儿子出生在武汉，没多久也被送回了老家。   后来大儿子接回武汉，就全靠彭金章一个人。   在武汉大学，他是考古专业的骨干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与研究任务。   遇上出差，他就把孩子托付给不同的同事，今天放张家，明天放李家。   同事们笑称他的孩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他写给敦煌的信里，也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永远是让樊锦诗安心工作，注意身体。   他理解敦煌对她的意义，孩子们渐渐长大，教育成了大问题。   按照那个年代的常规，通常是妻子调到丈夫所在的城市。   彭金章也多次努力，希望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大学。   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老彭，别人家都是女人跟着男人走，你家怎么倒过来了？” 彭金章只是笑笑，没多解释。   他知道，敦煌是妻子的命，硬要她离开，她的魂也会留在那片沙漠里。   他放弃了亲手参与创建并付出无数心血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这一年，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上高中，小儿子也小学毕业，一家人终于在分离十九年后团聚。   为了让孩子适应新环境，彭金章还陪着他们在兰州住了一段时间。   到了敦煌，一切从零开始。   面对全然陌生的佛教石窟考古，这位曾经的大学教授毫无架子，从头学起。   他很快投身于莫高窟北区遗址的考古发掘，这一区域过去被认为是僧侣的居住区，价值未被重视。   在他的主持下，经过数年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   确认了北区是僧侣生活、禅修及埋葬的场所，彻底改变了学界对莫高窟功能分区的传统认知，为敦煌学研究打开了全新的窗口。   有了丈夫在身边坚实的支撑，樊锦诗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传承中。   她带领团队推动数字化档案建设，探索科学的旅游开放模式，为莫高窟这一人类瑰宝的永久存续倾注了毕生心血。   她总说，没有老彭，就没有敦煌的樊锦诗，因为她的先生，是真正“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樊锦诗：我也想过离开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