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可以说是我军中不可多得的全方位人才，政治素养和军事指挥能力各方面都很过硬。 很多人聊起将军，总喜欢比谁打仗猛、谁战术精。但在我看来，一位真正的顶级统帅，光会打仗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得会“建军”、会“带兵”。在这方面，徐帅简直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想想1927年的广州起义。那时候徐帅受命去广州，组织上并未将他派往有着深厚底子、由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反倒安排他去领导工人赤卫队。这赤卫队听着挺威风，实际上全是一帮热血沸腾但根本没摸过枪的工人大哥。这还不算完，徐帅是个地道的山西五台人，面对满口粤语的工人兄弟，双方连话都听不明白。 徐帅怎么干的？他在那些狭窄的工人宿舍里，找来纸笔，亲手画出手枪、手榴弹的图样，就靠着图画连比划带猜，生生给工人们上起了军事速成课。到了起义那天，徐帅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带着这群主要拿着菜刀、木棒的工人兄弟冲进警察局，缴获武器武装自己，最后硬是配合主力拿下了广州城。 到了鄂豫皖苏区，他的这个绝活儿更是发挥到了极致。1929年他刚去当副师长的时候，接手的是一支连遭挫折、全师加起来才三百多人的农民武装。面对敌人的机枪扫射，新兵蛋子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徐帅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主心骨往那一杵，战士们的胆气瞬间就上来了。 开国上将王宏坤后来回忆时曾特意嘱咐编辑，一定要把徐帅带兵的功劳写进去。王将军说，徐帅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实战中训练新兵，用新手打硬仗并取得胜利”。他就这样耐心引导，因材施教，两三年的功夫，几百人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了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里，红四方面军的底子最“土”，全是大别山的农民和猎户，但就是这支队伍，被徐帅带成了我军最强悍的力量之一。聊完了带兵，咱们再品品徐帅的硬核指挥艺术。一句话总结：越是硬仗、恶仗，他越是生龙活虎。 1948年的临汾战役。当时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全被刘邓大军带去了大别山，徐帅手里只剩下八纵这么一支算不上强力的留守部队。干部缺、兵员缺、重武器更缺。面对城防极其坚固的临汾，怎么打？ 徐帅凭借极高的军事素养，拍板决定用“土行孙战法”——坑道爆破。这可是个苦力活加送命题。挖坑道的时候，敌人疯狂破坏，部队伤亡惨重。眼看着许多人要打退堂鼓，徐帅瞪起眼睛下了死命令：“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最后，一万八千斤炸药同时引爆，硬生生把城墙撕开两个五十多米的大口子。这支原本底子薄弱的部队，也在这种残酷的攻坚战中脱胎换骨，打出了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临汾旅”。 紧接着的晋中战役更是神来之笔。徐帅带着六万地方部队起家，硬是在一个月内歼灭了阎锡山十万精锐。有意思的是，当时阎锡山部队里收编了不少日本兵。咱们的战士冲进屋子，带头的日本军官上前询问是不是徐向前的部队，得到肯定答复后，转头一声呼叫，满屋子的日本兵立刻乖乖缴械投降。连凶残的日本鬼子光听见徐帅的名字都心惊胆战，足见他在战场上的威慑力有多么恐怖。 如果说卓越的军事才能让他成为了“常胜将军”，那么极其过硬的政治素养，则铸就了他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红军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咱们党面临了一次极其危险的分裂危机。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甚至企图另立中央。当时徐帅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受到张国焘的压制和排挤。面对中央红军连夜单独北上的突发情况，前线甚至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要不要开火阻击。 这绝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只要徐帅点个头，或者稍微犹豫一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在那个极其压抑、脑袋发懵的清晨，徐帅坐在床板上，果断地下达了那道重若千钧的命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新中国成立后，徐帅更是成为了全军唯一一位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都担任过的高级将领。按理说，立下如此赫赫战功，身居如此高位，享受点好待遇无可厚非。可他偏偏活成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布衣元帅”。 按规定，元帅可以配两辆车，徐帅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但他觉得太浪费，车刚送来就让人退回去一辆。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干部福利费，他也坚决不领。在家里，他和夫人黄杰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甚至还会经常搭配一些野菜。他用公私分明的铁律要求所有家人，绝不允许子女走后门、搞任何特殊化。 1990年，徐帅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要求国葬，也没有要求后人铭记他的丰功伟绩。他留下的遗言极其简朴：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那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他留给子女最重要的嘱托只有一句话：“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