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很难，当然，大家都难，但是有的是难在短周期的战术层面，而美国却是难在长周期的战略层面。这个战略层面的难，体现在辗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而趋势的拐点，越来越紧迫。 美国最近几年在财政和预算问题上反复出现僵持。2025年10月1日开始的联邦政府关门持续了43天，到11月12日才通过一项继续拨款法案结束，成为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完整关门期。两党在国会围绕资金分配细节争执不下，众议院推动某些优先安排，参议院则坚持其他条件，导致多次谈判中断。进入2026年，围绕国土安全部资金的另一轮部分关门风险又出现，1月底和2月中旬分别有短期资金断档情况，主要涉及移民执法和边境相关资源分配。这些短期摩擦反映出国内政治分歧的加剧，但背后牵扯到更深层的外部压力。 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让美国需要在资源分配上做出取舍。欧洲经济增长面临放缓，供应链调整带来额外负担，美国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与欧洲金融资本的互动，进一步把外部矛盾带到内部预算谈判中。国会两党在拨款法案上的对立，部分源于是否以及如何向欧洲转移部分经济压力的考量。这种外部博弈投射进来，使得内部矛盾显得更尖锐。过去两党还能在拨款流程中相互让步，现在的情况是外部因素叠加内部裂痕，接近临界状态。 从数据看，美国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很高。2025年底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122%到125%，2026年继续维持在高位。利息支出在2025财年达到9700亿美元，占联邦收入的比例接近19%，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这样的债务负担意味着每年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支付利息，挤压了其他领域的灵活空间。在全球竞争环境下，这直接限制了美国在战略调整上的回旋余地。短期内可以通过临时拨款或继续决议维持运转，但长期来看，债务积累和利息压力让决策者越来越难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力。 战略层面的制约体现在调整空间的收窄上。美国需要应对中美竞争带来的各种挑战，包括供应链安全、技术领域竞争以及地区稳定问题。同时，欧洲盟友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安全支持，但美国自身财政状况和国内优先事项让这种支持变得更具条件性。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提到盟友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反映出美国希望减轻部分全球负担，把更多精力放在本土和关键地区。这种转向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阻力，因为欧洲经济增长缓慢，部分资本流动又反过来影响美国内部政策制定。 国内分裂进一步压缩了战略腾挪空间。两党在预算、移民和国防开支上的分歧，让国会难以快速形成共识。2025年的长关门和2026年的部分资金问题，都显示出这种内部制约。外部矛盾越突出，内部对立就越激烈，反过来又让美国在国际博弈中更难灵活应对。债务利息支出持续上升，意味着未来几年联邦预算中可支配的部分会更少，用于国防、基础设施或盟友支持的资金会受到挤压。 这种长周期的战略困难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过去几十年美国债务稳步积累，尤其在疫情后加速上升。现在利息成本已经成为第三大联邦支出，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医保。面对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稳步推进，美国需要投入资源维持竞争力，但高债务限制了大规模新投资的空间。欧洲方面则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寻求更多自主，跨大西洋资本的联合有时会放大美国国内的谈判难度。 拐点显得越来越紧迫，因为债务占GDP比例如果继续攀升到更高水平，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疑虑会增加，借贷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这会形成恶性循环，让战略选择更窄。短期战术层面的关门或谈判僵持，虽然每次都能通过妥协暂时解决，但无法改变长期债务轨迹和外部竞争格局。决策者需要在国内凝聚力和国际定位之间找到平衡点，而空间正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