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葳葳从北大毕业了，一纸调令将她分配到青海省德令哈市，她不知道这个德令哈市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分配，她惊慌失措。 叶之枫绝对算得上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精英。70年代，她凭着硬核实力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系。这专业在当时可是给国家重工业挑大梁的。毕业后，她一路披荆斩棘，干到了国家经济委员会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副处长的位置。 时间推进到1984年，那是中国经济体制急剧转轨的关键节点。时代变了，战场从硝烟弥漫的阵地变成了没有硝烟的谈判桌。当时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进口汽车更是稀缺到极点的战略物资。想买车？光有钱没用，得有批文。 而这支决定几百上千辆进口汽车走向的审批笔，恰恰就握在36岁的叶之枫手里。 权力这东西，一旦失去了监督的栅栏，就会变成最致命的毒药。 当时全国各地的倒爷、外商、港商，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围在经委的门外。他们做梦都想搞到国家关于汽车进口的底价、政策变动的内部消息。谁掌握了这些，谁就能在谈判桌上把控利润的生死线。 一个叫张常胜的港商代表盯上了叶之枫。这人是个极其狡猾的猎手，他没有一上来就拿钱砸，那太低级了。他打着“业务交流”的幌子，今天请教个政策，明天打听个趋势。在叶之枫看来，自己是内行，指点一下外商，这叫展现大国干部的专业素养。 防线一旦撕开个小口子，贪欲的洪水就再也拦不住了。当叶之枫在闲聊中无意透出了几句核心机密后，张常胜立马将一台日立录像机和几万港币送到了她面前。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一台录像机算个啥。但在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几十块钱的1985年，这台录像机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干上好几年的总收入！ 这股突如其来的物质冲击，瞬间把叶之枫引以为傲的理智击得粉碎。她开始在这条不归路上狂奔，不仅把国家专项进口汽车的底价全盘托出，甚至利用职权，按着国内公司的头去接受外商的虚高报价，还手把手教外商怎么倒签合同来忽悠国家监管。 外商拿着叶之枫递出来的底牌，在谈判桌上精准地卡着我们的底价。国家经委的大领导们看着一摞摞合同，背脊发凉。连续好几笔大单，国家凭空多损失了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在那个外汇比命还金贵的年代，这笔钱能给国家盖两座极其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 到了1985年深秋，东窗事发。 办案人员摸清楚来龙去脉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谁能想到，挖国家墙角的，竟是开国上将的千金。 调查结果更加讽刺：那个港商张常胜，在这个局里大捞特捞，收受的贿赂折合人民币高达71万多元。而掌握着核心机密的叶之枫，仅仅为了折合人民币2.5万多元的财物，就把国家的底裤给卖了。 她这绝非单纯的贪欲，它更代表着一种在时代巨变前极其可怕的法盲心态与无知。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泄露国家机密造成的损失，是一百台彩电也赔不起的。 1986年，法槌落下。张常胜被判处死刑，一枪毙命。叶之枫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消息传到叶飞老将军的病榻前。这位当年在死人堆里爬出来、连中几枪都没哼过一声的铁汉，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没有像其他溺爱孩子的父母那样去找借口，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出了那句后来在老干部圈子里振聋发聩的话： “家教还是薄了。” 这简短的六个字，像带血的刀子一样剖开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叶飞的家教不严吗？严到了极致。但他防的是什么？防的是子女打着他的旗号搞特权，防的是子女去占国家看得见的便宜。但他没料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狂飙突进中，权力变现的手法已经彻底升级了。 叶之枫没有打父亲的旗号，她用的是自己岗位上实打实的权力。传统的革命政治教育，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艰苦中咬紧牙关，却没来得及教会他们，如何抵御市场经济灰暗地带里那杯包装精美的毒酒。老将军的规矩管住了子女不去触碰自家的那把椅子，却没能防住小女儿在自己的岗位上，亲手拆了国家的栋梁。 不过，人性的复杂与韧性也在这里显现。 叶之枫没有在17年的铁窗生涯里烂掉。在高墙电网内，在没有任何绘画基础和优越条件的情况下，她拿起了牙刷和毛巾当画笔，开始死磕国画。1999年，获得减刑出狱的她，彻底斩断了过往的羁绊，拜入了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门下。 晚年的叶之枫，画风沉稳内敛，早就没了当年在进出口局当副处长时的飞扬跋扈。她更是把拍卖画作得来的钱，大笔大笔地捐给了公益事业。 绕了一个鲜血淋漓、赔上大半生自由的巨大弯路，她终于用一种极其惨痛的方式，重新找回了叶家“不谋私利、服务社会”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