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莲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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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陈永贵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传到山西大寨。

这个曾经闻名全国的山村一下子静了下来。

村民们放下手里的农活，不约而同地聚到村口的晒谷场。

没人组织，大家默默地找来木料和布，搭起了一个简单的灵棚。

灵棚正中挂着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人围着那条标志性的白毛巾，笑得实在。

前面就摆着一碗窝头，一碟咸菜，这是他吃了一辈子的饭。

村里上年纪的人看着照片，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想起老书记带着大伙在石头山上抡铁锤、挑扁担的那些日子。

灵棚刚搭好，县里的通知就来了，话说得很明白，要拆掉，说这是旧习俗。

要是坚持不拆，领导就不来吊唁。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心里憋着一股气。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站了出来，话说得很直。

老书记带着大家在石头缝里刨食，让全村人吃饱饭，自己当了大官也没往家里拿一分钱好处。

他走了，我们给他搭个棚子送送，这有什么错？

这个棚子，我们不拆。

很多村民跟着点头，默默地围着灵棚站着，用行动表明了态度。

最后，这个灵棚到底还是留了下来，成了大伙心照不宣的一种坚持。

陈永贵是1914年生人，老家在昔阳。

他从小日子就苦，没读过什么书，大字识不了几个。

但他有力气，肯下功夫，是种地的一把好手。

1948年他入了党，心思很简单，就是想带着乡亲们把地种好，让大家能吃上饱饭。

大寨那地方，是真正的穷山沟，七沟八梁一面坡，石头多，土少，存不住水。

他当上村支书后，就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炸石头，垒石坝，把山坡修成一层一层的梯田，把旱地变成能浇上水的好地。

手上的老茧磨破一层又一层，就这么苦干了十年，硬是把粮食亩产从两百来斤提到了七百多斤，地里的收成翻了好几番。

1963年夏天，大寨遭了百年不遇的洪灾。

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山洪冲下来，把好不容易修好的梯田冲垮了一大半，很多村民住的窑洞也塌。

面对这么个大烂摊子，陈永贵咬牙做了一个决定：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就靠大寨人自己，把家重新建起来。

他带着全村男女老少，包括郭凤莲那些女人组成的“铁姑娘队”，在烂泥地里重新垒起石堰，一担一担地往回挑土。

大伙咬着牙从头再来，手上磨得全是血泡。

第二年，他们不仅恢复了生产，还给国家交了不少公粮。

这件事传开了，大寨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响遍了全国，成了人人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也说了“农业学大寨”的话。

因为这个，陈永贵去了北京，参加了大会，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但他这个人，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他从北京开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换上旧衣裳，下地干活。

后来，他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管全国的农业。可就算当了这么大的官，他也没变。

他不把户口迁到北京，不拿国家给的工资，只拿大寨记工分折算的一点生活费。

出门办事，能坐公交就不坐公家配的小车。

他提出来，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地看看，剩下三分之一要回大寨劳动。

他心里最惦记的，始终是地里的庄稼，每次回村都要先到梯田上走一圈才踏实。

时代慢慢变，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政策开始调整，大寨过去那套集体干活的做法，跟新的形势不太一样。

陈永贵感到了压力，在1980年，他主动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对他来说，官可以不当，但地不能不种。

之后他被安排到北京的一个农场当顾问，还是和土地打交道。

1985年，他查出了肺癌，是晚期。

他知道治病要花很多钱，就不太愿意用贵重的药，怕给国家添负担。

临终前，他交代得很简单，后事从简，把骨灰带回去，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和那片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在一起。

他去世后，骨灰从北京送回大寨。

那天，从村口到山路，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百姓。

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甚至外县走几十里山路赶来的，大家都想送送这位老书记。

场面很大，很感人，但也很朴实，就是老百姓自发地来表达一份心意。

按照他的遗愿，骨灰一部分撒在了虎头山的梯田里，一部分葬在了山上。

大寨人在那儿给他立了块朴素的碑，上面也没写什么复杂的头衔。

陈永贵走了，大寨的日子还要过。

郭凤莲后来又重新挑起了带领大寨的担子。

时代不同了，光靠种地不够。

她带着大家走出去看，学别人的新办法，回来领着大寨人开厂子，办企业，搞旅游。

当年战天斗地修出来的层层梯田，如今成了游人眼中独特的风景。

虎头山也变了模样，绿树成荫。

大寨人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但很多人没有忘记陈永贵，逢年过节，常有人去虎头山上看看，在那块简单的碑前站一会儿。

主要信源：（激流网——陈春梅：我的爷爷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