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1953年的陕北黄土高原。那天的日头特别毒，晒得乡间的土路上直冒浮尘。刚刚从朝鲜战场上负伤回国的王扶之，正拖着稍显跛行的左腿，一步步往子洲县的老家走。他的后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旧帆布包，里面除了一件御寒的棉袄和给老人买的两斤关东糖，还装着一块没取出来的炮弹片。 这条受伤的腿，可是有着一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来历。那是在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美军的重磅炸弹直接掀翻了志愿军的指挥所，当时身为师长的王扶之被几米厚的碎石和泥土死死埋在坑道里。整整三十八个小时，暗无天日，连外面没日没夜挖掘的工兵连都快要绝望了。万幸的是，两只顺着石缝飞出来的苍蝇，让外面的战友坚定了地下还有空气的信念，这才把他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因为这份奇迹般的生还，老将军此后一辈子都定下了一条规矩：绝对不打苍蝇。 大难不死，王扶之满心惦记着家里那年迈的老父亲。可是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下了汽车后，他只能靠自己这两条腿往村里挪。正当他又累又渴、靠在路边老槐树下歇脚的时候，一辆拉着干草的老牛车慢悠悠地晃了过来。赶车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满脸沧桑的皱纹里透着陕北老农特有的质朴。老汉心眼好，看这穿着旧军装的后生走路费劲，便大着嗓门招呼他上车搭个顺风车。 王扶之也没客气，道了声谢便坐进了车厢的干草堆里。这一坐下，随着牛车的摇晃，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了几分。老汉递过来一个旧水壶让他解渴，两人也就这么天南海北地拉起了家常。聊着聊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家里人身上。 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原本响亮的声音也低沉了下去。他絮叨着说，自己姓王，这辈子苦得很，五岁的时候娃他娘就没了，自己又当爹又当妈，省吃俭用供娃上了三个月的私塾。“我那独生儿子叫王硕，12岁那年看着红军队伍好，非吵着要去当兵。这兵荒马乱的，他一走就是整整十八年，连个口信都没捎回来过，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啊！”老汉一边说，一边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眼角。 听到“王硕”这两个字，再算算12岁参军的那个时间点，王扶之的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全都冲到了头顶。他握着水壶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强压着嗓子里的哽咽，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大叔，你家娃走的时候，是不是穿了一件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领口上，是不是还有他娘死前给绣的一个‘硕’字？” 赶车的老汉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愣在了原地。他瞪大了浑浊的眼睛，手里的牛鞭“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声音哆嗦得不成样子：“你……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一刻，王扶之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翻江倒海的情感。他猛地从干草堆上站起来，甚至顾不上牵动伤口的剧痛，“扑通”一声跪在了老汉面前，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夺眶而出，声嘶力竭地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这一声“爹”，把老汉喊得是头晕目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威风凛凛的志愿军大官，竟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以为早就成了一捧黄土的儿子。王扶之哭着向父亲解释了这十八年杳无音信的原委。原来，当年12岁的王硕为了能顺利参军，硬是谎报自己17岁。部队里登记花名册的文书听了他的名字，觉得这小伙子个头挺高，随口借着“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寓意，把他的名字登记成了“王扶之”。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保密纪律严格，加上他改了名字又常年南征北战，生怕通信给家里惹来反动派的迫害，这一断了联系，就生生熬过了十八个年头。 父子俩在这条黄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抱头痛哭，连那头老牛都停下了脚步，仿佛也在为这场跨越了将近二十年的重逢而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