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这名河南初二的女生因为英语试卷背面写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被老师批评后选择跳水自杀，这件事曾轰动一时，这个女生名叫张玉勤。 1973年7月的唐河县，暑气裹着麦香漫过马振抚公社的土路。 付岗村外的杨树林里，蝉鸣声像被晒化的沥青，黏糊糊地贴在空气里。 15岁的张玉勤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书包里那张英语试卷，红色叉号爬满纸面，最后一道题的空白处。 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 张玉勤的家在付岗村最西头，三间土坯房被岁月啃出深浅不一的裂缝，窗纸是用旧报纸糊的。 父亲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母亲常年卧病。 家里最值钱的是那台吱呀作响的缝纫机，还是她用捡麦穗攒的钱买的。 她的成绩在班里像块补丁，数学勉强及格，语文作文总写不满三百字，英语更是“天书”。 初二开学时，英语老师让每人买本《基础英语》。 她攥着卖鸡蛋换来的两毛钱，在供销社柜台前站了半天。 本绿皮教材要三毛五，她差一毛五。 最后还是同桌王秀兰把旧书借给她，说：“你先抄目录，考试时蒙选择题就行。” 课堂上的张玉勤总缩在最后一排。 英语老师念“apple”时，她盯着黑板裂缝处发呆。 同桌举手翻译句子，她低头搓着补丁摞补丁的裤脚。 有次老师点名让她读单词，她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老、老师，我不会。” 顿时，全班哄笑，而她只能低下头扣手。 7月的英语考试在公社中学的土坯教室进行，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就鼓起来。 张玉勤的课桌是条缺了腿的长板凳，垫着半块砖头，试卷摊在上面。 前20道题她全靠蒙，选择题的括号里画满圆圈，像一群没头的苍蝇。 做到阅读理解时，她彻底卡壳了！ 文章讲的是“北京小学生学英语”，她一个词也认不全。 监考老师背着手在过道里转悠，皮鞋踩在土坯地上“咯吱”响，她感觉后颈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离交卷还有15分钟！”老师喊了一嗓子。 张玉勤突然想起上周班会课，班长在台上念顺口溜：“外语是帝修反的工具，学它不如学种地！” 台下同学跟着喊，她觉得这话“解气”，此刻更觉得“有理”。 她咬着笔杆，在试卷背面空白处一笔一划写下那几句“名言”，字迹因紧张而歪斜，最后一句“埋葬帝修反”的“葬”字，少写了一点。 交卷时，英语老师李建民的目光扫过她试卷背面的字，眉头拧成个疙瘩。 他今年28岁，刚从县师范毕业。 此刻他捏着试卷：“张玉勤，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玉勤低着头，盯着自己露着脚趾的布鞋。 她想说“我真的不会”，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上次她这么说，李老师说“态度不端正”，罚她站了半节课。 “你这是对抗学习！”李建民把试卷拍在办公桌上，“现在全国都在学外语，你却唱反调！明天叫你家长来！” 张玉勤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她用手背抹脸，想起早上出门时，母亲拉着她的手说“考完试带点红糖回来”。 现在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放学后，张玉勤没回家。 她沿着村外的小路往东走，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树影在地上织成一张网。 远处的水库闪着粼粼波光，那是夏天孩子们游泳的地方。 她脱下布鞋，放在岸边。 脚踩在滚烫的鹅卵石上，疼得她缩了缩脚趾。 水面映出她苍白的脸，她想起试卷上的红叉，想起李老师的批评，想起母亲咳血的样子，突然觉得“活着没意思”。 风掀起她的衣角，吹得试卷从书包里滑出来，那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在风中翻飞。 她弯腰捡起试卷，叠成小块塞进口袋，然后一步步走向深水区。 水没过膝盖时，她停住脚，回头望了眼付岗村的方向。 最后一眼，她看见天上的太阳，像个烧红的铁球，把天空染成血色。 随后，她闭上眼，纵身一跃。 张玉勤的尸体三天后才浮出水面。 父亲在水库边哭到昏厥，母亲用头撞土墙。 而李建民被停职审查，学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可这些都没能平息村民的议论。 那句顺口溜像颗石子，在70年代的校园里激起涟漪。 多年后，马振抚公社中学的土坯房拆了，盖起两层教学楼。 英语课成了主科，教室里挂着“学好外国语，做好接班人”的标语。 可张玉勤的同桌王秀兰说，每年清明，总有个老太太去水库边烧纸，嘴里念叨着“玉勤，该学英语了”。 张玉勤的悲剧，是1970年代特殊时代的缩影。 当时“极左”思潮渗透校园，“读书无用论”变种为“外语无用论”，学生被灌输“政治正确高于知识学习”的观念。 她的留言并非“偏激”，而是长期压抑下的绝望宣泄。 一个成绩下游的农村女孩，在英语学习的挫败感与家庭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选择了最极端的解脱方式。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